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中国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由被动性卷入逐渐转向主动把握全球化，由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客体逐渐成为主体之一，是自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变迁中呈现出的新特征，其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能动性主体之间结构关系的重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认真客观地审视这一新变化需要超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分野，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

国际上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广泛关注表明：原本作为地方性实践的中国发展经验正被赋予全球性意义。中国政府强调“不输入他国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这一方面显示了在避免中国成为“霸权”目标上，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并采取了相应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经验的对外分享，正在从低调、谨慎和碎片化的发展成就的交流，演变为系统的、基于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治国理政经验的海外传播，分享内容也从“中国经验”、“中国奇迹”转变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换言之，中国政府开始将其政治制度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主体内容大胆地呈现出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客观地说，这种立足于发展业绩的政治自信，以及不寻求霸权的政治理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地方性实践被赋予更多的全球意义，地方性知识也开始走向世界性的知识场域，新的“知识战场”正在形成。

21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中国新发展话语，如“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经济特区”，之所以在西方获得广泛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其市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西方左翼人士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赞同。随着一些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如“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强大作用”）不断凸显，来自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认同逐渐减弱，并产生焦虑甚至对抗情绪，发展知识的张力自然也会出现。

1994年，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指出：“东西方的经济发展的差异最终将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诠释，既涉及“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新的思想资源”，也涉及“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互动”。如果缺乏这样的理论诠释，则不仅无法讲好中国故事，也会严重影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对此，中国社会科学和思想界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但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第一，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自主性知识缺失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地方性发展实践植根于本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但我们不能仅从本土传统中寻找未来中国治理及其与世界关系建构的思想资源，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是在两个重要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基于“中国”的世界观，二是基于“冲击-回应”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结构，很显然，这些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外，中国的地方性发展实践虽然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发展道路相异，因此立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与世界对话将会非常困难。

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局，中国亟需新的思想资源。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和思想界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理论总体上还处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下。偏激地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论的“资料员”和“研究助手”，对于西方理论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有关中国发展的主体性知识的供给不足。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论”和“中国特殊论”都不可取，但对于理性和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与铺展，中国缺乏原创性和在场性的知识体系。一方面，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研究，一直没能摆脱费正清的“卷入”理论，其自主的理论创新不足，难以与西方中国学的理论展开对话。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学术交流和对话虽然强调理论自信，但却充斥各种没有理论支撑的空洞政治话语，一些说法往往把中国的现代发展与世界文明完全分离，盲目倡导“中国特殊论”。这些说法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其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分享本土的发展经验。

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主客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主流研究或者依然局限于学术依附的“他者”视角和框架，或者坚守“中国特殊论”。而认识这种转变需要严肃地审视国家、民族、文化、帝国、现代性、后殖民和儒学等一系列概念。同时，在中国人文社科框架内，比较研究落后，系统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缺失，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理论，以及二手资料信息的整理，很难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扎实研究，以观照中国的社会变迁。

第二，中国内部新思想资源的供给不足。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有机融合的产物。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以及西方发展思想，二者各自发挥了哪些作用，对此问题依旧存在很大争议。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就和创新的思想源头在哪？对此，尽管目前存在各种说法，但依旧没能在理论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解释是系统和科学的，国内外对中国古代的研究也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因此它们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反观近代中国转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研究，大致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围绕西方现代性扩张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理性和现代性由西方扩张到中国，并在中国内部形成“变异”的现代性，但其对中国传统的作用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围绕中国文明延续性的理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三是围绕改革开放进程的理论说明，如中国特有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然而，相关学说既没有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也没能摆脱“中国特殊论”的理论困境，无法形成有力的理论体系。

现代社会理论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在于，其具有一套系统的逻辑框架——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实践论。但上述三种理论学说均有各自特定的思想来源和关注领域，这使得对当代中国变迁的解释呈现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状态，无法完整地呈现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复杂图景。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缺乏本体论层面的突破。虽然有很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这个问题，但在现有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很难找到关于中国发展实质的线索。此外，本体论层面的理论缺失进一步导致认识论上的混乱，“西方普世论”与“中国特殊论”的二元对立就是典型例证。最后，诠释当代中国的发展还面临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西方社会理论一直将自己置于主体位置上，而中国则是西方的研究对象。因此，研究中国的发展，需要调整主客体关系。

总的来说，讲好中国故事，要求贯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建构出一个连贯的理论认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去看待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中心主义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和文化自觉。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上走入“他者”的世界，对外部世界主体性的认识，也是形成中国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直面现实，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范式，避免“中国模式”的政治说教，探索诠释当代中国的新思想资源，而这样的研究不仅仅需要甘于寂寞的“智者”，更需要培育鼓励批判与创新的学术伦理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