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存旺
国仁是城乡之间的桥
农村衰败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正在中国逐步显现，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其中一例。食品安全问题在城市的爆发，暴露出的是城乡关系交恶的现状。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农村剩下了“三八、九九、六一”人群。劳动力投入在农业领域的减少，使得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化肥、农药，越来越仰仗农业机械和能源，与此同时，农户家庭饲养家禽和家畜的数量也迅速减少。在资本引领下的以集约化和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产业化，为了追求产量和利润，将化肥、农药、激素、食品添加剂等肆无忌惮地用于农产品生产之中，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面前，自然规律也会被扭曲。那么，该如何保障食品安全？主流的意见是加强食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监管。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谁能够有效监督高度分散的小农生产？食品监管体系又由谁来监管呢？如此发展下去，监管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委托代理悖论将被放大。最终，这些高成本的监管体系也难逃崩溃厄运。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阻止农村衰败，才是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正道。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十七大报告又将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新的发展背景下，建设和谐的城乡关系，也需要新的思路。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号召之下成立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桥的一边是希望吃到健康农产品的市民组成的消费合作社，另一边则是决心放弃化学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的农民组成的生产者合作社。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处于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位置，将市民消费合作社与农民生产合作社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生产者一方负责生产高质量的健康农产品，消费者一方所需要做的是提前预付货款，以购买农产品的形式来支持农民进行生态农业转型。作为中间环节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一方面要对生产者合作社进行生态农业技术支持和生产管理，协助生产者合作社组织发育，培育自身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组织价格听证会，由农民和市民共同协商，商量出一个合适的健康农产品价格——没有中间环节额外的加价，经过听证会得到的价格一般都会比超市同品质产品低。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运作理念和机制都是建立在组织合作基础上的。这种市民与农民的合作方式，也是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的发展趋势，“上——符合执政党的战略方针，下——符合民意”。
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城乡关系；从“教授卖大米”到“购米包地”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理论基础，是发育农民合作组织、推动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而国仁成立的背景或推动力，也是来源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具体一点说，国仁的成立，和2005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教授卖大米事件”有着密切关联。
“教授卖大米”说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的事。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挂职兰考。上任伊始，何慧丽曾试图走招商引资的主流区域发展道路，但是资本的逻辑就是唯利是图，并不关注农村社区发展这些人文命题。因此，她招商引资建设农村社区的行为以失败告终。没有外界资本注入，农村社区自身又缺乏资本，那该如何促进社区发展呢？何慧丽选择了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农民通过合作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何慧丽的“乡村建设”，是以人们并不太看重的文艺活动为起点的。从2003年起，何慧丽组织大学生到兰考的南马庄进行支农调研和支教，举办文艺活动；退休的老艺术家，也来到南马庄志愿教授村民文艺；县里的退休干部，也被动员到南马庄为乡村建设鼓气。外来的力量，让村民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注，极大地温暖了人心。于是，曾经是村庄发展主力军的“乡村五老”、学会了花鼓的农村妇女等都行动起来，妇女文艺队、老人协会等村民组织纷纷成立。到这时，村民们的合作热情自然而然地要转移到利用农村社区资源、通过合作改善生活的方向上，生产性的农民合作社应运而生。在这个“外发促内生”的过程中，“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合作社”就水到渠成地成立了。但是，村民们发展生态农业致富的激情，以及何慧丽通过乡村建设探索和谐城乡关系构建道路的热情，很快遇到了冷漠的市场规则的强力挑战──南马庄无公害大米，没能卖到应有的价格。
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由于少使化肥、不用剧毒农药，属于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因而具有经济学上定义的“正外部性”。但是，事实是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却以赔本的方式退出市场。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们总结为“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对如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理论讨论，主要观点都认为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应该介入，使得“外部性内部化”。然而，政府大多忙于招商引资，长期不重视农业污染问题，也并不看重合作社生态农业的小型实践。农业立体污染恶化，正是农村环保遭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困境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双失灵”的现实中，留住既对环境有利，又对健康有利的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迫不得已，何慧丽竟然拉了几十吨大米到北京，演绎了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对她卖大米的行为，舆论评价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大部分学界和商界人士为捍卫市场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的纯粹性，对何慧丽的行为进行一系列的口诛笔伐——确实，对于大米到北京后如何销售，何慧丽在当时好像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是，另一方面，热心的北京市民和一些“另类”学者对何慧丽的行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帮助南马庄大米销售。到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感召下，也有商业资本以合作方式为南马庄大米提供免费的销售渠道。但是，这些热情的帮助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本的强势和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合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破灭了。
资本掐断了销售渠道，但是消费者热情不减。为了联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学者温铁军、何慧丽和毕宜民等人倡导成立了“购米包地小组”，尝试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零中间环节的对接。所谓“购米包地”，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面对面：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量，向指定的生产者订购大米，并预先支付购米款；生产者则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采取多施农家肥，少用化肥和农药的无公害标准生产大米。消费者预先支付的费用，起到了分担生产环节风险的作用；生产者因为有了预先支付的购米款，而不必独自承担生态农业转型期间农作物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才有可能放弃投入高化学品的生产方式。这种消费者预支付货款帮助生产者转型的方式，在国内并不多见，参与其中的也多是持有城乡互动理念的学者和市民。这些参与“购米包地小组”的成员，他们的预付款从200元～2000元不等，有的成员还带着家人利用假期到其所包地块，参与了大米的收割劳动。
“购米包地小组”在当时组织的过程中，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结构，缺乏全身心投入运作和管理的专业队伍。同时，也因为活动经费有限，“购米包地小组” 在成立一年之后，活动就日趋减少了。但“购米包地小组”在活动过程中，聚集了一批认同城乡互助合作的消费者，也积累了城乡互助合作的实践经验。如何将这些积累的人力、资源和经验保存下来并且继续发展呢？温铁军、何慧丽、毕宜民等“购米包地小组”核心组织者认为，应该在松散的“购米包地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一方面维持已经形成的城乡互助运动，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实践，继续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城乡互助道路。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正是在“购米包地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部分“购米包地”小组成员为国仁的运作注入了第一笔资金。一些关注环保和社区发展的公益基金会，如香港的社区发展伙伴（PCD），也为国仁的发展给予了资助。这些资金对国仁完成组织建设和维持早期运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除了组织者的推动，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也得益于一批有多年生态农业实践和农民组织化培训经验的年轻人的加入。这些来自原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工作人员，在学院内成功实验了“六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并且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培训将这种生态农业推而广之。他们的加入，给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生态农业工作室对生产者合作社进行生态农业技术支持和生产管理，合作经济工作室则协助生产者建立起合作社组织，培育自身监督和生产管理机制。在他们的努力下，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生产者社员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个，产品种类也更加齐全，从原来单一的无公害大米扩展到绿色粮油、干货和少量鲜货。
以公平贸易作为沟通城乡的媒介
国仁城乡合作社以公平贸易为自己的基本理念。这个公平贸易针对的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对城市消费者而言，公平贸易在于购买到货真而价实的健康农产品；对农村生产者而言，公平贸易在于获得合理的生产利润。在现有的商业销售渠道中，超市等终端销售渠道获得了健康农产品产业的大部分利润，生产者和消费者其实都是利益受损方。商业资本利用市场势力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大幅度抬高销售价格，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国仁试图以公平贸易作为沟通城乡的媒介。但是要在销售过程中坚持公平贸易理念并不容易，公平的价格需要做到生产信息透明，也需要产销双方共同协商。为此，国仁必须支付为达到公平贸易而产生的组织费用。达到公平价格的方法之一，就是国仁组织召开的价格听证会。
国仁曾经在2006年和2007年组织过两次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的价格听证会。2006年参加第一次大米价格听证会的，既包括温铁军、林家彬、何慧丽、周立等知名学者，南马庄党支部书记张砚斌等无公害大米协会的农民社员代表，也包含部分消费者代表。听证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学者们首先介绍了生态农业和生态价格，生产者介绍了无公害大米种植的过程，国仁公布了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对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生产成本的调研数据，消费者代表范先生则对数据进行了鉴定。范先生作为消费者代表是有一定原因的：近些年来，他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联合了几位朋友在北京郊区承包土地自行种植蔬菜，对绿色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了解。在范先生鉴定成本数据的合理性之后，与会的专家学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开始一起讨论大米的最后价格。讨论价格的环节是最热烈的，讨论也是在争议中不断达成一致的。举个例子来说，与会者就生态价格的形成机制持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当地农民生态农业种植方式对整个自然环境都有利，因此在价格中应该加上一部分用于奖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南马庄离北京太远，北京市民无法享受南马庄的自然条件改善，因此不赞成价格加上激励部分；有的消费者拿超市的大米价格与南马庄大米价格进行比较，认为南马庄大米应该参考超市制定适中价格，不宜偏离太多，否则将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生产者代表则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阐述了什么样的价格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利润、刺激他们的再生产。最后，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生产、物流等成本的基础上，加成20%的利润率，形成无公害大米的销售价格。听证会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面对面交流，保证大米种植成本的信息对称；而在成本基础上加上流通费用以及双方都认可的利润加成，即得到最终消费价格——可以说，听证会基本保证了大米贸易的价格公平。
公平贸易的另一要点是产品质量。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必须为产品的质量提供严格的保障。在这方面，国仁的优势在于那些来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经过长达五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也掌握了农民合作社培训的基本经验。因此，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生态农业技术优势和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经验，也与很多农民合作社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其中有一些农民合作社，就成为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生产者社员”。在发展的过程中，国仁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农村分散小农的农产品质量监控方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正规认证体系的认证方法——国仁将自己的这套认证方法称为“情感认证”。所谓“情感认证”，其寓意是说认证双方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商业规律之上的情感关联；从操作上来说，对于国仁的工作者，就是必须身体力行地参与“生产者社员”从高化学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的过程，体会“生产者社员”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对于他们在转型期的苦痛保持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关联。“情感认证”能否成功，取决于“生产者社员”与国仁之间能否建立互信的关心。
国仁在保障产品质量上所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对于成为国仁生产者社员的农户或农民合作社，坚持严谨的考察和长期的观察。而且，与一般的观测不同的是，国仁考察的对象，不仅是农村社区的自然环境，也包括农村社区的人文环境。没有一个好的自然环境，很难种植出健康农产品，但与此同时，国仁也非常看重社区的人文环境。良性的乡村治理可以改善社区人文环境，创造出良性的合作文化，孕育诚信、互助。合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育出相互监督的机制；也只有逐渐健全这些良性因素，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产品质量。
城乡互助的当下命题：培育消费者合作社
国仁成立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国仁乡村建设现行的发展思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产品由单一的无公害大米扩展到米、面、粮、油等多种产品。但是生产者社员生产出来的健康农产品，仍然面临着销售困境。国仁关于消费者社员的发展工作，到目前为止，仍然进展缓慢。对于国仁的发展来说，对于城乡的互动关系来说，培育消费者合作社，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任务。
“消费者合作社”是相对于“生产者合作社”来说的消费者的组织形式。对此可以参照的对象是香港和台湾的消费者运动。香港和台湾的消费者主动性强，消费者组织工作也就比较好做。比如说，“台湾主妇联盟”最早的成员就是几位家庭主妇，她们成立这个联盟的出发点不过就是为了保障家人健康、寻找安全食品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后来，响应她们号召的主妇们越来越多，目前这个组织内部的销售额，已经以千万计了。港台地区的消费者运动的背景，也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推动消费者组织、消费者合作社形成的，正是那些每天要和食品打交道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越来越严重，但只依靠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恐怕起不到根本的作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需要消费者的主动参与，需要建设必要的组织渠道。然而，实际操作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一般的销售渠道不接受国仁的“情感认证体系”，而一般销售体系也无法完全取信于消费者；另一方面，消费者普遍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国仁需要开辟新的渠道和消费者建立联系，以国仁的主动来推动消费者的觉醒。什么叫消费者的觉醒？那就是消费者意识到，他们的消费行为能够决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有了“觉醒”的消费者，就有可能扩大消费者合作社，也为城乡互动的良性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在建设消费者合作社的问题上，国仁目前正着力于开掘以社区为基础的“共同购买”渠道。共同购买，是“团购”的一种模式；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团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只为取得较低价格的“团购”，它融入了国仁支持生态农业和公平贸易的公益成分。2009年3月下旬，国仁与万科西山庭院的业主合作，在该小区举办了以“食品安全与城乡互动”为主题的公益讲座。讲座邀请来了顺义的一位农场主，小区的业主们在讲座上直接和这位农场主面对面交流，了解农场建设生态农业的基本状况。经过这场有益的交流，一位万科西山庭院的业主，主动将小区内二十多户消费者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共同购买群体。 “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也正在这种点滴的实践中寻找自己的新形式。
以小区、社区为基地，推进消费者合作社的建设，目前来说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将消费者的组织建设置于一种日常生活的渠道中，消费者合作社的发展，也未尝不会如港台地区的现状一样取得良好的成果。在这一条实践探索的道路上，国仁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公平贸易和生态农业的理念，将农园与社区进行农业对接，形成本地生产者和本地消费者互动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