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广华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 迟有悔（访谈整理） | 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新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备受关注。相比于收入差距，房产等财富方面的差距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势必需要考虑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文化纵横》近日就此专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万广华曾任职于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收入分配研究组组长），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方面有深入研究。
万广华认为，我国财富差距、房产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突出，这种差距是在1998年“房改”之后20年内拉大的。就世界范围看，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普遍高达0.5，但先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调节，把基尼系数控制在了0.3左右。中国也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这需要拿出6%~8%的GDP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万广华强调，追求“共同”的同时，不能忘记“富裕”二字。长期来看，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是要维持相当的增长率。事实上，降低贫富差距，也是为了改变“富人消费趋于饱和，穷人却无钱消费”的局面，以扩大内需维持增长。为了促进“富裕”，我们还应致力于消除机会不公平，改善初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增强人民发展能力；增加金融产品供给，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万广华指出，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组成部分，应尽早尽快加以解决。如果中国能努力拉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就会减半，收入差距就能降低30-40%。此外，我国企业留存占GDP比重高，个税、资本税和企业税之间的均衡问题也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通过制度改革，能从企业留存里拿出5~10个百分点的GDP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民生支出，加上城镇化和市民化，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专栏特稿，仅代表受访人观点，不代表文化纵横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共同富裕: 国际比较与现实路径
——专访复旦大学万广华教授
文化纵横：您曾在视频节目中指出，我国家庭财富的两极分化远比收入不均严重很多，而大众对财富分配知之甚少。目前的财富差距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状况？造成财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有哪些？
万广华：关于“共同富裕”的举措，大家非常关注“共同”这个维度，因为贫富差距确实比较大，所以追求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大。实际上，“富裕”这个维度或许更为重要，如果不解决贫富差距，当下经济已经很难向前走了。
回到贫富差距本身来说，整个学术界，以及媒体、政府部门，大多只谈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只是贫富差距的一部分。我经常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三年前回国的时候，复旦大学给了我一个相对较高的工资，但是我说，如果能给我一栋房子，或一套高档公寓，我可以放弃高薪。我的意思是，就贫富差距而言，收入差距重要，非收入方面的差距，比如财富也很重要。此外，影响或决定贫富差距的还有教育差距、医疗待遇的差距、退休金方面的差距，等等。
我国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来说已经处于偏高水平，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0.45左右。但财富差距、房产差距，比收入差距要大了很多。当前我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7。另一方面，房产在整个财富的占比大概为70%（国际上这个比例要比中国稍微低一点，其他方面的财富多一点），而房产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8。
我们可以比较顶端的1400万人和底端1400万人之间的收入或财富差距。根据估算，最富裕的1400万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最穷的1400万人平均收入的20倍。但如果看财富的话，这个倍数就变成了742，将近750倍。如果比较房产财富的话，这个倍数是1443，将近1500倍。（主要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
当然，我们难以指望财富、房产差距和收入差距是等同的，严格来说，财富差距和房地产差距肯定要比收入差距高，因为收入是个流量，而财富是个存量，是若干年积累起来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财富差距是1998年住房改革之后才开始拉大的，而且在短短20年内拉大。有些欧洲国家的财富差距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但他们的这些差距是几百年不断积累起来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是下降的，80年代中期开始攀升，至2007~2009年达到高峰；我们的财富差距和房产差距在1998年之前也是很低的，但在1998年启动房改之后的短短20年内达到很高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几百年慢慢积累起来，还比较能够承受，但在中国就是一代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贫富差距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推进共同富裕。
文化纵横：在应对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方面，先发国家有哪些成功经验？
万广华：“共同富裕”提出来以后，几乎所有媒体宣传，包括学术界的讨论，都非常关注怎样求得“共同”，怎么把贫富差距拉下来。再分配当然是必要的，但目前一些专家提出的建议，比如个税最高税率提高到60%、房产税率设为3%~5%（全球最高），完全忽略了再分配所必然带来的对“富裕”的负面影响。对再分配的过度解读和舆论的一边倒，使得富裕阶层，尤其是企业家、投资主体担惊受怕，中产不知所措，低收入群体对“共同”形成过高预期，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富裕”。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度大量增加社会福利，试图求得“共同”，但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养了懒人，增长也没有了，所以又开始减少福利。也有学者认为，北欧增长一直很慢，跟贫富差距拉得过低有关。因此我们在追求“共同”的同时，不能忘记“富裕”二字。所谓“共同富裕”，首先得有“富裕”才能再有“共同”。
那些共同富裕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是怎样控制贫富差距的呢？很简单：它们初次分配以后的贫富差距也很大，收入基尼系数也将近0.5，但它们通过再分配，包括税收、财政转移、民生支出（失业保险、培训救济等），将贫富差距控制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程度。在北欧，二次分配后的收入基尼系数是0.25左右，日韩是0.3左右，尽管初次分配时接近0.5。
可以说，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由市场决定的，都比较高，接近0.5（当然也有更高的，像南非，达到0.6的水平）。前面提到，我们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推进到城镇部门后，急剧上升的。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包括财政、税收在内的手段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是可以通过改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来实现。
前段时间，大家热烈讨论第三次分配，但第三次分配对贫富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美国的捐赠最多，高达GDP的1.4%，东亚国家偏低，即便是对捐赠最为鼓励的新加坡，其GDP占比仅有0.39%。显然，在为子孙后代努力积累财富的儒家文化里，富人的捐赠意愿较低，过分强调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可能还会造成负面影响。
改善初次分配，最重要的是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消除机会的不公平。我们知道，收入或财富的多少是由努力、机会以及偶然这三组因素决定的。努力因素是个体可以掌控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职业选择、工作表现等等。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的收入或财富是合理的，相关的差距必须予以肯定；机会因素是个体无法掌控的因素，比如出生地点，性别，父母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等。由机会因素带来的收入是不合理的，相关的差距应逐步予以消除；最后，由偶然因素带来的收入增加或下降，如中彩票、天灾人祸等等，则需要专门政策进行界定与应对。
通过二次分配来把贫富差距拉下来，第一步是通过税收把钱收上来，第二步是把钱分出去。那么需要分到一个什么幅度呢？按照北欧国家的经验，把基尼系数减半，大概需要10%~12%的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6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是GDP的0.238%，也就是0.24%，跟北欧国家的10%~12%比，差了40~50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46，通过扶贫和方方面面的转移支付，减到了0.402，也就是降低了5~6个百分点，而北欧国家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这显然跟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很有关。如果能把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提升至GDP的6%~8%，那么至少从理论上推断，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完全可以控制到0.3左右。
但长期来看，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是要维持相当的增长率。如果以北欧当今的“富裕”（人均GDP）和“共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程度作为参照，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的改善最多只能达到年均0.75%，而增长至少要达到年均3.75%，如果把北欧国家未来的增长也考虑进来，则增长必须达到至少年均4.75%。
文化纵横：新的房产税改革即将开启试点，与此前的上海、重庆模式相比，新的房产税方案将有何变化？将对我国的财富差距有何影响？
万广华：上海和重庆是2011年开始试点的，目前来看，这一试点对于打压房价而言，作用不是很大；对于提高财政收入也不是很显著，据我所知，上海大概增加了财政收入150个亿左右，重庆还不到80亿。
对于上海2011年的试点，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它只对增量收税，不对存量收税，二是它有比较宽松的豁免，三是税率比较低，在0.4%~0.6%；重庆则只是对非常高档的公寓，主要是对独栋别墅收税，所以它的税基比较窄，但与上海不同，重庆实施的是累进税。
那么接下来的试点，我个人推断首先要扩大税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关心的存量的问题。个人认为，存量大概率要进来，但在豁免和税率方面，可能会与增量有差别。其次是税率也会增加，开始时比较低，后面逐步提升。那么最终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从全球来看的话，税率高的能达到3%。我们刚刚讲到，上海是0.4%~0.6%，如果把它翻倍，也才1.2%，所以税率肯定是要增加的，至于会不会增加到2%，甚至3%，要看试点结果怎么样。
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发生房地产金融化，与中国金融产品有限有关。中国的金融产品相对西方而言是比较少的，所以很多钱都流到了房地产市场上，把房价推高了，也拉大了房产财富差距。因此在加大房产税调节以求“共同”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增加金融产品的供给，为居民提供更多元的投资渠道。
文化纵横：为了推进共同富裕，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应如何转型？
万广华：我们每年生产的GDP将近110万亿，这其中，一部分被消费掉了，大家拿来享受了，一部分是被存起来了。存起来这部分可以分成两块，一块用于投资，另一块，很多年来是出口卖到了国外。但是现在国际形势非常严峻，而且我个人10多年来一直认为，国际形势一旦有变，在中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所以，卖到国外的 GDP的很大部分今后必须在国内消费掉，过去“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
这两年我国进出口非常好，但那是因为碰上了几百年一遇的疫情，不能当成常态。疫情以后，中国将继续受西方国家的打压，国际市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中国打开大门。我们国家为此推出了“双循环”战略，它有两大战略基点，一是创新，一是内需，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是提升居民消费。所以，最根本的转型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要提高。当然投资也要增加，但投资率提高的潜力有限，主要还是靠提升消费。
增加居民消费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改变“富人消费趋于饱和，穷人却无钱消费”的局面。换句话说，只有把贫富差距降下来，中国的内需才能提上去，经济才能顺利地循环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共同”是手段，“富裕”是目标，“共同”是为了“富裕”。
第二，中国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我们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特别是教育，教育是决定收入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所以教育公平，即为所有人（不分户籍、地域、年龄、性别）提供所有层面（小学至研究生）的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不但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增进“共同”，还可以增加全国的人力资本总量，促进“富裕”。另外，我个人相信，早晚有一天，户籍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中国必须分期、分批、分项目地把户籍问题解决掉，这会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一个正向的冲击。
文化纵横：高层也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对这句话具体应如何理解？
万广华：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而二元经济跟户籍制度紧密相关，虽然不是说取消了户籍就完全取消了城乡差距，但中国高居不下的贫富差距，收入也好，财富也好，房产也好，都与户籍紧密相关。
不管哪个维度的贫富差距，都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二是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三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且最不公平的组成部分，就是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度量，比如个体的角度、家庭的角度、区域的角度。中国现在14亿人口，40%常住农村，户籍农村人口接近60%。如果从区域差异层面来度量，城乡差距贡献了整个区域差异的50%~70%，如果从个体层面来看的话，城乡差距贡献了中国收入差距的30%~40%。
这意味着什么呢？城乡差距如果能够拉平的话，中国的区域差距就会减半，收入差距就能降低30%-40%。就是说，即使其他方面都不变，其他什么都不要做，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可以降到0.3左右。
如果来看平均收入水平，今天中国城镇的收入是农村的2.7~2.8倍，高的时候达到3倍多，我们从2003年开始试验取消农业税，从2006年开始在农村推进医疗、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消除城乡差距，主要还是通过城镇化和市民化。这至少需要1~2代人的时间，越早、越快推进就越顺利，越晚、越慢推进就会越难。所以一定要尽快，当然也要分步骤、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个问题。
文化纵横：在全球化时代，共同富裕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跨国公司有很多合法的方式避税，二十国集团（G20）为此正在推动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这将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构成什么影响？
万广华：我想指出两点。一是世界上很多跨国公司，包括国内的有些公司，都在利用避税天堂，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报道。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如果提到15%，对于国内打击避税来说，应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关于税收制度。学术界，包括政府，一直认为我们的企业税负是比较高的，一直在减税降费，尤其是疫情发生后。但是税收制度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之间的差异。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点？中国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或GDP蛋糕的分配其实可以分成三部分：个人所得、企业所得、政府国家所得。在这三者中，我们的个人所得占比特别低，目前在40%左右，就是110万亿GDP里面，14亿人拿到的收入，包括转移支付等等，占GDP的40%左右，将近60%是由政府和企业拿走的。
我看了一下企业的留存，达到GDP的15%~20%，而国际上其他国家一般都是微乎其微，接近于0，最高不到5%。换句话说，我们国家有15~20万亿的GDP在企业留下来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国家有15~20万亿的GDP在企业留下来了呢？虽然我还没有展开相关研究，但不难推断，这与个税最高税率太高、企业税相对较低有关。我呼吁媒体、国家和学术界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个税高达45%，这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跟北欧差不多，但我们的发展水平离北欧差得很远，我们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也很低。个税、资本税和企业税之间的均衡问题，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通过制度改革，能够从企业留存里拿出5~10个百分点的GDP，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民生支出，加上城镇化和市民化，贫富差距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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