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建国、李隆 | 特约撰稿人
【导读】近期，在以“双减政策”为代表的新一轮教育改革背景下，有关英语教育必要性及其重要性的讨论再起，网络上也开始流传“把英语踢出高考”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国际化趋势与中国英语教育变革的基本历史逻辑，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之辩。作者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可能拒绝学习英语，但英语学习，必须与我们国家本身的社会发展、学术生态与政治文化相适应。作者分析，中国的英语教育肇端于18世纪，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以教会学院为代表的学院英语教育获得长足发展，一些中产家庭开始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断了这一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英语教育获得制度性认可，年轻人成为英语学习浪潮的主力军。当前，中国高校正走向新加坡、瑞典等国道路，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英语发表居于国际化浪潮的核心地位，但人文学科往往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性，如果“一刀切”地要求人文学科也以英文发表为标准，显然不可取。作者认为，英语教育的传播与18世纪以来殖民话语、文化霸权与商业垄断的浪潮息息相关。近年来，英语学习在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裹挟下，市场化问题突出，无形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一过程又深刻嵌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再生产进程中。基于此，英语学习及其制度供给，更需要结合政治与经济发展环境进行调整。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英语教育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今天，中文的国际影响力和学习人数与日俱增。同时，由于语言环境的国际化，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人数和能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并进一步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成这一关键性变化的，一是中国人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二是英语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包括在小学普及英语语言课程、在大学试验全英文教育。本文基于英文文献的相关研究，来展现国际化进程里的中国英语教育所经历的变化，其中既有教育体系本身的改革，亦有引入不同教学模式的实践。在这背后，还有关于跨文化学习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涉及英文本身的意识形态之辩。
▍国际化与中国英语变革
中国成规模的英语学习可追溯至18世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杂糅中国地方方言的“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正如新加坡学者Kingsley Bolton和Werner Botha的研究所揭示的，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学院 (college)，中国英语教育的面貌为之一变，这些教会学院很多都成为了今日中国著名大学的前身。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中产之家普遍选择让孩子进入教会学院，接受西式教育，这进一步推动了教会大学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燕京大学。这些教会大学大多以英语授课，有着极为良好的社会声誉。随着抗战和内战的爆发，这些学校失去了原来稳定的教学环境，在政治漩涡之中，难以再现其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和改革终结了教会大学，但是英语教育已经在中国扎根，即使是在鼓励学习俄语的氛围之中，学习英语仍然是诸多国人的第一选择。
改革开放使英语教育重获制度性的认可，英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外语。其实这亦是亚洲社会（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在国际化浪潮中的普遍趋势，尤其年轻人群体在国际教育获取方面更加便利，他们的社会流动推动了整个地区英语学习和使用的浪潮。
事实上，即使是在大学内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语学习亦广受认可, 他们甚至强烈要求学校以英语开展教学。一项基于广州中山大学的问卷调查显示，72.5%的本科生和超过76%的研究生认为该校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是英文授课，69.3%的本科生和61.6%的研究生认为在国际化浪潮之下，不应用中文作为主要语言授课。
在国际化浪潮之下，欧洲诸多大学已经历了从本地语言到全英文授课的改革，如荷兰和北欧高校，其在研究生阶段已基本实现全英文授课，所有各层次的大学学生毕业论文以英文写成者达87%，自然科学领域达94%，且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考评亦以英文发表为主。在此大势之下, 北欧各国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的教育部长于2006年发表了一个共同行动纲要，要求大学使用双语，即英语+本地语言。基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4524名学生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这一要求在自然科学领域影响甚微, 主要原因是科技全球化时代, 不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很难进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视野。社会科学领域，英语使用亦十分广泛，而在人文领域，只有25%左右的研究和发表依靠英文。高校国际化的成果是，北欧本地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英语水平，除写作之外几乎接近母语者。
事实上，今天中国高校正在走上和新加坡、瑞典等国的道路。在自然科学领域，英文发表将居于核心的地位，社会科学亦会紧随其后，但是人文领域是最难国际化的部分，它始终和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紧密相连，有着自身的特性。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英语迫使人文学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和文化形态中表达自己，这个困难只有参与其中之人才有深切的体会：
一方面，自然要鼓励人文学科国际化，加深不懂中文的人对中国的理解；另一方面，整个行政和考评恐怕不能一刀切，即使在瑞典那样国际化的语境之下，人文学科仍有其巨大的独特性。
▍身份和意识形态之辩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固然推动各国的高等教育重回国际视野，并可与欧美主要高校竞争。但是英语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其全球传播的路径和18世纪以来殖民扩张、商业垄断和文化霸权息息相关。加之与当地社会文化的碰撞融合，使其成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议题，其中至为关键的当属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之辩。语言始终深嵌于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之中，与其所在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而学习者所在国是否有被英语国家殖民的历史。
英语学习虽然能给中国大学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薪酬，但这并不必然意味会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一项基于中国大学生访谈的研究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有助于他们理解现代科技和社会的重要性，认识到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但又驱使他们不断调适本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关系。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英语学习成了他们融合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对于如何批判性地理解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这些学习者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历史的视野出发，Sham Haider和Fan Fang通过对比巴基斯坦和中国，证明了殖民历史、英语学习和意识形态的缠绕关系。巴基斯坦有着较长的英国殖民的历史，而中国大陆则受此影响较小。在巴基斯坦，一部分人以学习英语为荣，并以此自视“现代”，因为殖民历史，其英语普及和使用程度都较高；另一部分人则因殖民遗产，而拒绝学习英语。中国没有这个历史包袱，所以不受这一重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英语反而表现出更高的接受程度，而且因为较好的英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态度也更加实用。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没有历史包袱的中国在当下的语境中，也较易协调英语文化和本地文化的融合。
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亚洲国家大都把英语学习作为融入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渠道。但是Amita Gupta基于中国、印度、新加坡、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五国的比较研究揭示，亚洲人学习英语的浪潮，深深而不自觉地受到两个意识形态浪潮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
在作者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亚洲教育系统影响最大，一方面是教育机构，尤其是英语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是英语教育变成较为奢侈的商品，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才能消费，进一步再生产了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又嵌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再生产。这个比较研究的因果推论值得再考虑, 但是它又提醒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教育的机会均等问题, 因为这是社会平等机制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拒绝英语学习。从历史和比较的维度来看，英语学习必须要考虑到具体的社会情境、学术环境和政治生态，这一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时刻与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互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2期域外栏目，原标题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英语教育》。限于篇幅，已省略注释。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