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化纵横》创办于2008年9月，这刚好是一个带有分界性质的年份。一方面，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出90年代末期的通缩状态，恢复景气，一路高涨；到2008年夏季，富丽恢宏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万国莅临，仿佛直观地诠释了“中国崛起”的世纪主题。另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受其影响，加上国内因素的作用，增长放缓，景气结束；在2009年，即使以4万亿投资拉动，也未能阻止宏观经济步入长期的下行通道，从2007年14.2%的增长率高点，下降到2008年的9.7%，2012年的7.9%，乃至2017年的6.9%，进入所谓“新常态”。
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年份，如果不是很健忘，也会记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文化纵横》创办于此刻，固然属于巧合，但是作为一本在“体制”外运转、成本不低的纸质期刊，《文化纵横》与其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关系，却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质询的问题。总的来说，作为一本人文社科类杂志，《文化纵横》关注的当然首先是“时代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这决定了它的跨学科并以“思想性”见长的特点。与此同时，尽管笔者并非总是——特别是近几年——赞同《文化纵横》的一些判断，但值得称许的是，这本颇具“时代感”的刊物，它的编辑团队，常常能够把对当下时代纷纭错杂的感受、经验和观察，及时地加以提炼，上升为一种理论化的思考和命题。这种特点，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经常能够对于当代思想起到某种规划和组织的作用。
2008年至今，世界格局已经从全球化的巅峰，渐渐呈现出“全球民粹化”的趋势。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资本”挣脱了民族国家的藩篱。以往，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增殖的冲动，总是被政府、舆论、公民社会、宗教团体等力量所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所辖制、所利用，一定意义上，“资本”被关进了“社会”这个笼子里。但是，全球化，即资本在全球流动，自由地寻找成本低地，在冷战结束，东西方壁垒解除后，资本的流动陡然加速，而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后果则是，大批人口被甩出了全球化进程，导致社会结构的“民粹化”。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衰退，以及全球化导致全球民粹化，大概是近10年来世界经济政治走向的基本面。
就国内而言，2008年以来，在景气结束的大背景下，从阶层固化和传统复归，到2012年以后的政治反腐，90年代的不少特征，包括经济社会高度流动等现象，此后逐一弱化或几近于消失，“延长的90年代”渐行渐远，当代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多年来，国内经济总量扩张，利益格局分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这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表现为各种歧见和纷争。
也是以2008年为起点，当年4月，由于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途中受阻，包括“80后”青年在内的海内外华人自发行动，维护火炬和国家利益，时称“四月青年”。“四月青年”向前承接9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者，向后则演变为互联网上的“自干五”和“小粉红”群体，长期与“公知”争吵对抗。“公知”则接续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9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其态度言论涵盖相当广泛的人群。自2008年以来，原有的思想流派分化重组，“新左派”整体上保守化，左右翼都在向传统寻找资源，但不论如何演变，“公知”的立场倾向及其代表性始终都存在，成为一个无法克服和消解的“硬核”。必须承认，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内的长期分歧和对峙，一种文化内部不能实现自身的整合，是一个社会的“内伤”，它折射出的可能是整体社会结构的某些深层问题。
什么是文化？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对其政治经济实践的提炼、升华和符号化。所以，任何关于重大文化问题的分析和判断，都需要回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基本面去寻求依据和解答，同样，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也需要在这个基本面做出调整。
从这样的视野来看，《文化纵横》所一向倡导的“文化重建”，也必须以政治经济基础的重建为前提。近代以来近两百年，中国已完成了“救亡”的历史任务，以各项标准衡量，“工业化”目前也即将完成。在完成这两大任务之后，未来，为适应下一个历史阶段，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可能都需要进行深度调整，这将意味着重建一种现代文明。这样，“文化重建”就将扩展为“文明重建”。
《文化纵横》已经度过了十年，对于各种思想派别，能做到兼收并蓄，同时又秉持其一贯立场，在境内几家同类的思想性平台调整办刊风格后，几乎是一枝独秀。特别期待今后的《文化纵横》能更进一步，包括反思曾经据以为前提的一些判断，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