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华 |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8月,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接近15万公里,用高铁和公路贯通全国经济区域,让经济“血管”流动起来,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那么,在人口稀少的大西南山区修路,又有什么价值?能带来什么改变呢?本文作者真实描绘了进村调研的所见所闻,追踪了G省J村从不通路,到有公路前后,村民精神面貌,生活态度的变化,说明了其中的关键。
在村寨通路之前,虽然年轻人也会外出打工,但并没有真正与“外面的世界”产生沟通和链接。他们抱团外出,一起生活,理念上还维持着村寨生活的“惰性”和“挥霍”的习惯。身边人偶尔的富裕和外人的富裕,与自己无关。但村寨通路之后,信息交流和人员沟通效率提高很多,“外面的世界”变成了“身边的世界”,过上更好生活的人们,成了村寨人的“比较对象”。他们通过“身边人”的生活方式,开始理解,把孩子送去乡镇、县城读书,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复制其他村寨的经验,也可能发家致富。有了公路,各种大小生活用品也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村寨,村民们对更好的生活有了实际的理解和希望,也就有了经济上的规划,和努力打拼的动力。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原题为《为什么大西南要大修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生活观念:打工改变不了,修路可以?
西南G省J村30多岁的纪检员是个有头脑、会经营、还能够反思的人。纪检员本人干了很多的事业,比如他是村里的邮政代理,还负责收缴电费,跟人合资搞了台搅拌机,他老婆在界街面上开了家商店,这些事业虽然每项单独没有多大收入,但是加起来收入就处在寨子里的上游,差不多十几万元,好的年份超过15万元。他们家还是寨子里少数几户在县市买房子、供小孩读书的家庭。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寨子的大部分人,包括外出务工的人,不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天天梦想找到来钱快、来钱多的企业,还一发工资就请客吃饭、大吃大喝,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回到家里也不勤快,妇女名为在家照看小孩,实为跟小姐妹聊天织布,既不会打理家庭,也不会为未来打算、规划。一到有什么事情需要大笔开支就向亲戚和乡镇银行借贷,借了之后才急着到外边找钱还债。所以,纪检员对寨子里的人评价不高,甚至十分不屑,认为他们没有长远眼光,只在乎眼下的生活,没有拼搏精神,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他总结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思观念陈旧,长时期没有改变,这几年因为修了通寨公路之后才有所变化。
我们很好奇的是,J村一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有人前往江浙和广东打工,而寨子通路是近年的事情,为什么外出打工没有改变寨里人的思想,而修路却可以?
按照常理,人们在封闭的村寨生活,信息较为闭塞,对外边世界不够了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们会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而不自知。一旦外出之后,接触了外边梦幻的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与自己成长生活的村寨完全不同时,会在内心产生极大冲击,生发改变生活状态的冲动。进而会在一些人的带动下发生改变,逐步地就在村庄范围内发生化学反应,人们传统的自我满足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变。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J村这三十多年经历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较纪委委员稍大那一波、已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他们逐步地要退回农村,而他们的子代已经成长为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生涯竟然没有对村寨生活产生变化,而一条公路修建也就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人们心中泛起了涟漪。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与农民的“比较对象”发生了改变有关系。
▍抱团打工:把村寨生活带到务工地
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访谈,了解到西南某省的农民工在农民工聚集地非常显眼,很有特点。该省农民工在务工地除了务工之外,还会在闲时到田地河滩抓青蛙玩,不是一个两个人玩,而是一群人都抓着玩。他们还到山上逮鸟、买只鸟笼养着,像对待自家小孩那样悉心呵护鸟儿,还隔三差五聚拢在一起斗鸟赌鸟,最能斗的鸟儿最值钱。
未到该省调查时,觉得打工地的该省农民还真会自己找乐子,在繁重的体力活、沉闷的流水线之外自娱自乐,也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好方式。在J村一带调查了解后才知道,养鸟斗鸟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数只鸟笼,鸟儿是他们在山上抓的,每到赶集的时候在专门斗鸟的地方,十里八乡的农民都赶在这儿斗鸟。养鸟除了要花费大量非时间和精力外,还要有现金支出,一只普通的鸟儿一年吃掉不低于2000元的鸟粮。有的农民山上种地、工地务工也将鸟笼带着。
我们在J村一带调研发现,鸟笼的数量与村寨或家庭的贫困程度是成正比的。
在务工地的农民工除了养鸟、抓青蛙以外,他们还延续了在村里不存钱、大手脚花钱的习惯。西南某省农民工务工不稳定,经常换工作,只要感觉老板对自己不好,就把老板给炒了;还经常往返于老家与务工地,只要家里孩子生病、老人不舒服、妇女说种不了地了,或者老家有节日活动,抑或是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想家了,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回家,一回就是几个月半年时间。这使得他们无法在务工地和工厂有足够长的务工时间,难以得到技术、技能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工资上不去,收入较低。
但是,他们却经常聚在一起吃喝,一发工资就要外出搓一顿,再狠花几天,大半月的工资很快就可能花完。他们不仅在村寨的生活主要是靠借钱度日,不少人在务工地也是要经常借钱,借钱吃饭,借钱购物,借钱买票回家,等等。
他们自由散漫惯了,还不习惯工厂流水线上的约束,喜欢在工地上打工,有时间抽烟、聊天,还可以日结工资,请假也方便。
这表明,西南某省农民工在务工地的生活方式是村寨生活方式的继续,他们生活所面对的群体也是老家的伙伴。他们把老家的生活方式、交往对象、社会关系和思维方式都带到了务工地。他们虽然身处外边的大世界——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生活世界,因而不会成为他们的“比较对象”。他们所身处的世界,就如他们在村寨看到和想象的一样,事实上离他们很遥远。外边世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逻辑和社会关系等,都被他们绝缘,被挡在了他们本地生活圈之外。
他们的生活圈依然是村寨的生活圈,每个人的周边游离的都是他的村寨小伙伴。他的村寨小伙伴也跟他一样,也感受不到来自外部新世界的冲击,因而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不仅在务工地接触到的人跟他们是同质性的,而且当他们回到村寨的时候,村寨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也是一致的。
这便是说,当他们看到周边的一切都没有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变化。这里有个前提是:人们的比较对象是与自己很近的人。比如自己单位的人、自己村寨的人、村寨周边的人。而不会跟与自己无关的人、距离遥远的人进行比较。
当人们在村寨生活的时候,村寨里的邻居、同姓兄弟、其他姓氏的人,再远一点的就是周边村寨的人。当这些人开始建筑木质房之外的砖瓦房的时候,旁边的人认为住的蛮舒服,那么后者也会开始做。而当这些人经年累月的一样的生活,他们就觉察不到变化,就会将这种生活理所当然化。
同样地,当他们到务工地之后,他们依然成群结队,延续了他们在村寨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也要接触其他的人,但这些人却是“陌生人”,不会成为他们的“比较对象”,他们仍然是跟村寨出来人比较。一比较,发现跟自己是一样的,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政治正确性,而人家生活方式的错误性和不可理喻性,或者人家的成功是偶然性的,或是陌生人的成功、与自己没关系。
在长三角调研时,西南某省农民工在谈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存到钱时说,“我们要是像中部人那样节约,早有钱了”。他们带着鄙夷的眼光来看待中部人的“节约”习惯,而对自己的“大度”很是自豪,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才能结交到朋友。
▍路修通了:“外边世界”变成“本地世界”,成了比较对象
2014年春节前夕,J村发生了一次火烧连营的大火灾,共烧掉了两三百栋木房子。在重建过程中,国家也给他们修建了几条进寨子的公路。这个寨子才结束了没有通寨公路的历史。这样,不仅外边的大小车子可以进来,寨子里的人跟周边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寨子的老年人也可以轻松地到达周边的村寨;之前只有外出赶集才出寨门,现在随时可以外出了;之前出门赶集需要走几十里的山路,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在上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通公路不仅仅是方便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跟周边村寨和城镇之间人员往来频繁了,接触多了,信息的沟通就成了即时性的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村寨里的人到周边村寨和城镇建筑上务工,当天就可以返回,空间距离缩短了,外边的信息进来的时差也缩短了。
一旦空间距离缩短,之前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外边世界,就不再是“外边世界”了,而是变成了跟村寨连为一体的自己的“本地世界”,即是说自己的村寨与所接触到的村寨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了。之前的外边世界,搞得再好也与自己无关,现在它们的一丁点变化都将牵动自己村寨的全身。所以,一旦这些地方有信息进来了,人家就会将之与自己村寨进行比较,看看人家好在哪里,自己的差距在哪里。这种比较多了之后,观念就会开始变化,就会用比较对象的行为来参照自己的行为,也会摸索着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教育方面就很典型。当村寨自己只有几户到县市区买房送子女读书的时候,并没有给其他村民带来示范效应。人们认为这几户人家是有钱没处花,能读书的小孩到哪读都一样,读不出的小孩到哪儿读都考不上学。但是,当村寨跟周边村镇的人接触多了之后,发现人家大部分农民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外边去读,最差的也要送到乡镇中小学去,有条件的上幼儿园就送到县市去了,而且发现人家外边读书的小孩确实在谈吐和见识方面,跟在村小读书的小孩不同。这种信息不断汇聚之后,人们开始认可将小孩送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会得到更好成长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得有相应的行为支撑——要想把小孩送到县市读书,就得在那里租房子或买房子,这个时候就要求年轻夫妇在外边要攒钱,再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和赚三块花两块了,打工赚钱就要有所计划了。
还如,在村寨外边看到人家靠土地流转、搞果木合作社发家致富了,也想着在自己村寨里复制这种经验。我们调查的时候村里的几个干部下一步就想着搞土地流转做点事,经验就来自周边村寨有人在承包土地搞果木种植。周边的“外边世界”的村寨里的人靠着各个方面的打拼开始有钱了,建砖瓦楼房,买小汽车,把家里装得豪华靓丽,小孩送去读学,等等,这些信息一点一滴及时汇聚到J村,村里人也开始春心萌动,跃跃欲试,过去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思想逐渐不再有政治正确性,人们开始提倡勤劳致富。因为一比较,才发现自己有多落后,落后的原因在哪里。以前觉得自己饿不着就不错了,现在发觉人家已早过了饿不着的阶段向着小康之路迈进,而自己却还在满足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更为直接的是,通寨的路修好后,外边的货物可以很方便地运输进来了,包括生活用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比如J村旁边的苗寨建筑,以前没有通路时,只能在山上采集木料做木质“吊脚楼”。通路之后,水泥、钢筋、瓷砖、搅拌机等都能够运输进来,有些家庭开始建水泥楼房。一家建了之后,其他家庭看着就会羡慕、比较和效仿,建水泥楼房的风气很快流行。建水泥楼房不像建木质房那样,可以慢慢建个几年甚至上十年,必须在短时期内建起来。这就需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必然就逼着农民去打工挣钱。
▍“懒惰”与“挥霍”的习惯是贫穷的根源
纪检委员说,“懒惰”与“挥霍”是J村贫穷落后的根源。他详细介绍说,J村人很懒,很多人一个星期都不洗一次澡,不是没有水,不是身上没出汗,而是懒得洗,擦都懒得擦,晚上看了电视倒在床上就睡了。在做事上也懒,怕吃苦,不能耐高压,一觉得累了、困了就吵着要休息,老板一批评就受不了。这样的人是不讨老板喜欢的,积累不了工作经验,当然就涨不了工资、赚不到钱。
这种观念在打工地是改变不了的,需要通过村寨与外界频繁地沟通才能逐渐改变。没有比较永远不会有改变。有比较才会发现自己的差距,才会受内伤,才会有改变的动力。
当地农村妇女还沉浸在织布纺衣当中不能自拔,相互比较谁做得好,但一件粗布衣服一做就要三五年时间,将大好的劳动力都耗费在一件民族衣服上。要自然而然改变这种状况很难,靠打工出去改变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妇女之所以返乡就不再去了,是因为她们的娘家母亲或婆婆不能再织布了,她们需要回来织布纺衣,否则过节、走亲戚就没有穿的,人家就会笑话。
而能够快速改变这种观念是,在当地办一个纺织厂,招收当地女工,如果她们每个月能够赚个两三千块钱,很快这些人就会被吸引到工厂里去,而放弃在家织布。因为厂子开在家门口,那么妇女们比较的对象进厂赚钱了,填补家用了,如果自己还在家织布纺衣,就等于有了机会成本,在机会成本面前她们就会放弃在家纺织。而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放弃打工、毅然回家,是没有比较的对象,没有机会成本。
▍通路通信息:有了比较才会去改变
以上逻辑,关键一点是农民的“比较对象”是谁。农民不会跟与己无关的外边世界进行比较,而是跟身边的、周边的人进行比较。只要身边的人不改变,他们就会自得其乐,沉浸在田园牧歌之中而对外部世界无感。只要身边的人有哪怕一丁点变化,他们都会立马感知出来,这是他们的敏感点。身边人一改变,他们就要效仿其道,乃至想方设法弯道超车,你一旦改变,其他人也同样感知,进而形成比较与竞争的正反馈,推动农村的改变。
这些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偏远的高山农村,即便他们的劳动力已经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竞争了,但却无法改变农村的相关观念和行为。周边没有改变,比较对象没有改变,就不会有比较的差距,也就没有改变的压力、动力和目标。
通路及其他信息渠道的沟通,是让村寨与其他周边村落进行密集沟通的重要方式,它将村寨之前不纳入比较范围的村落也强制性地纳入了进来,使得村寨的比较对象扩大,与村寨异质性的东西被纳入了比较的视野。这会对村寨构成冲击,从而强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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