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的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逐渐崛起,以及欧美各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放大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的裂隙,原有的矛盾更加凸显,新的冲突正在生成。如何认识和因应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是中国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课题。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西方哲学所达到的现代价值观念,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同样为人类世界所共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传统存在着现代“转型”的问题。但“转型”并不是要去成为“差一等”的西方哲学,而是在自身的思想传统上发展出制衡现代世界缺陷,开辟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力量,这才是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所在。
09.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发展工作者在基层工作时,必须进行话语转换,把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熟悉的参与式发展的话语,转换为政府官员和村民熟悉的主流话语。
10.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
一百多年过去,现代组织化慈善似乎成为公理般的存在,然而什么是慈善却日益模糊。
自亚当·斯密后,西方工业文化被主流经济学赋予了自由竞争及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家精神等一般性意象,以成本、收益为考量的市场理性成为西方工业文化的显性标识。然而,考诸历史,哺育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工业文化其实早于工业革命出现,而“国家理由”在工业文化的形成中长期起着支配与支撑作用。
城市问题的缓解,需要建立在尊重城市发展与运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高是城市的宿命,也是城市的优势。限制城市人口规模乃至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或许,城市问题本身不是“病”,而对城市与城市问题认知的误区,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