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
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媒体多未雨绸缪，为此圈文圈人。差不多每十天半月，就会收到不同机构和刊物关于五四周年纪念的邀约。与一百年相比，十年或是很短的时间了。然而《文化纵横》十岁了。我们看着它诞生和成长，也感觉时光匆匆如流水，不舍昼夜。
在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时，梁启超曾对“天真烂漫的青年们”说：“青年们啊：你要干政治，请你别要从现状政治下讨生活，请你别要和现在的军阀党阀结缘。你有志气，有魄力，便自己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台，在自己土台上活动。”
梁先生的话有特别的针对性，因为那时学生界里“已经有许多吃政治饭当小政客的人”了。但他所期望的自己造出土台，在这自己造的土台上活动，却曾是五四前后许多青年熟悉的路（不限于政治）。当年他们借着白话文的东风，自己写文字，自己办刊物，自己卖刊物，自己买刊物。一句话，他们正是自己造出土台，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并打出了一片天下。
《文化纵横》的创办者并非“天真烂漫的青年”，但据我不充分的了解，在里面具体做事的，基本都是“天真烂漫的青年”一辈。我们常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十年了，《文化纵横》树起来了么？答案是肯定的。刊物的成败或尚不到评判的时候，一群有梦想之人（也常见进进出出）的努力，却是不能抹杀的。
正如戴震所说，“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光大者，其照也远”。不论光照的远近，照物的，便是光。进而言之，兰克在论证“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时曾强调：“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的确，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也自有其道理在。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刊物亦然。
任何文化，本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其独特的主体性便落实在历史之上，更因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而强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十年真如弹指之间，转瞬已过。然而人生如梦，其实没有几个十年。
如果看得稍微宏观一点，十年之前，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从物质走向文质的转折点——在一百多年的寻求富强之后，至少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相当一些人开始感觉到，不论是个体的人生还是国家、民族、社会，还有很多富强不能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富强可以是目标，却不必是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富强之后，还要有能适应富强的人。这方面的培养，就是古人说的“富而后教”（中国古代的教和学，都更强调求学一方的主动性，故这里的“教”，也可以是自我的培养）。
文化从来包括物质，但文化也向有非物质的一面。中国古人既承认衣食足而知荣辱，又强调“读书”方式可能改变物质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即孟子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忽视物质层面的富强，但更重视非物质的文化面相。近代出现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命运急转”，以富强为国家目标，导致“物质的兴起”。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所谓“市道”的流行。如杨荫杭之所见，“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结果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简言之，近代的寻求富强使我们的思维和想象都已相当物质化。如今中国已接近富强，却也淡忘了富强之外的天地。我们对各类“非物质”的事物久已生疏，甚至把“非物质文化”视为招商的选项，是让非物质文化更物质化的典型表现。就此看来，从物质走向文质，仿佛是这个时代急需的。
正是在十年前的转折时刻，《文化纵横》诞生了。其发刊词清楚标示出刊物的追求——“文化重建”。想要探索的是“在富国强兵之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究竟要前往怎样的方向？我们究竟应对人类大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而刊物面对的语境，就是财富的快速增长“重塑了社会的各种关系”——一些人有钱了，而另一些人没有（或感觉没有），于是“人生缺乏意义，社会缺乏文化，国民缺乏意识形态，民族缺乏精神”。更重要的是，刊物发现，“面对历史”，中国人“第一次丧失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背后隐伏的，其实更多是在“面对世界”时，经济数据已经起来的中国，却体会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人热心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说话能力。有人强调“中国可以说不”，有人直接表示了“不高兴”，而《文化纵横》则选择了“文化重建”。其“面对历史”和“面对世界”的关照，体现出立足于此时此地的责任心。盖让人倾听的前提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人必尊人然后他人尊之。
文化重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尼采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被胡适引用来界定他自己推动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文化纵横》2010年6月刊的编辑手记，也表出了类似的愿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
而2016年2月号的编辑手记，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纵横》的追求”，那就是“并不试图办成一个派别学人抱团取暖、同声相求的同人刊物，而是希望直面这个处于急剧变动的中国和世界，提供思考者以一定距离感来观察和介入这一时势流变的写作平台”，以“激发更为多元、复杂且具有内在张力的思想和争论”。
“距离感”的提出真是睿见。我所在的史学所涉及的理解，都是时空距离较远的，总有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而这样一种距离感或许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史家的一个优势。若近在咫尺，便不能赋予众多的丰富涵义。距离可能导致误会，甚至想入非非，但也可能产生美感。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近处听到的教堂钟声可能杂乱无章，而远处所闻，则变得美妙和谐。
正是距离，给予史家一个更高远的位置，可以从杂乱中感受到和谐，因而获取对历史力量和精神的整体把握。听觉如此，视觉亦然。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达到林同济所说的“平眼”，不仅可以有鸟瞰的优势而能见观察对象之“全景”（total landscape），更能对其中“各个事物相互的关系”，给予一个“比较近实的估量”。在一个各方意见多元纷歧的时代，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容易看到各个事物组成的统相，并及其关联与互动，方足以产生了解之同情，而臻于心通意会之境。
今天回看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仿佛隔世，颇有些“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觉。虽说“江南忆，最忆是扬州”，毕竟“孤帆远影碧空尽，仍见长江天际流”（擅改一字）。无论前尘如何，或不必频频回首；风吹人醒，还是要面向未来。尤其在这纸媒的好时光已经过去的时代，办刊物的人也只能抖擞精神，从当下做起。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有责任看到多方面的缺失。然而文化在纵横中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缤纷绚烂，也并不都是瑕玷。十年前的一件大事，就是汶川大地震。一方面是十万生命的瞬间逝去，另一方面几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去救人，最可见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在一个充斥着物化的人欲，甚至人欲已经横流的时代，还能看到这样显露本性的现象，特别给人以鼓励。人性本善，不会被外在的恶彻底消磨掉。让人性之善尽量的多留一点，这个世界也许还是会变得更好。
与创办《文化纵横》的杨平兄相交已二十多年，知道他在所谓的左中右之间是有自己明确定位的。然而这样的个人立场并未影响办刊，上引“《文化纵横》的追求”不仅明确了并不“抱团取暖”，更以“具有内在张力”为努力方向。要知道物理学中的张力（tension）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可以“扩张的力量”，而是意味着矛盾甚或冲突。这样的追求充分展现了“纵横”意味中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期待和包容，也是我对《文化纵横》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