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纪律观念在社会的生根息息相关，如无纪律，则军队作战、官僚行政、医院救治等都难以形成一个令行禁止的系统，高效的国家机器和具有应对问题能力的社会组织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国建国之初，也面对着如何将纪律引入到党政系统和社会组织之中，并使之扎根于中国社会的问题。Fang Xiaoping发表于China Qarterly最新一期的论文，则基于浙江省西北地区的地方一手档案，致力于探讨1950年代共产党如何对农村接生婆进行纪律观念的教育，以使其一来成为新中国医疗健康体系的一部分，二则降低农村生育死亡率，为国家形塑社会主义新人提供基础。
1952年开始，由于医疗供给能力依然有限，地方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联合妇联，开始整合农村的接生婆，为她们提供专业的培训，并让其继续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接生服务。当然，在选择培训的人群中，阶级身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于潜县（今临安区之一部）为例，根据调查，该县至少参与过一次接生的农村接生婆共计322人，其中220个阶级身份为贫农和76个出身中农的接生婆被选作选拔参加培训的重点，其余26名身份为地富反坏阶级的人，则无一人被选择参加培训。在培训的安排上，重点则是现代纪律观念的灌输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在纪律观念灌输上，培训课程从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转化到现代时间的运用，同时，透过会议和学习的安排，将现代机构的纪律观念灌输给接生婆，当然其中混合着对接生婆进行大公无私的阶级教育。
接生婆接受培训后，其称谓从旧产婆变为了接生员，自然成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财力所限，接生婆的主要收入只能是依靠接生服务，同时政府也开始统一接生的定价，十分类似于今日中国出租车的定价模式。在浙江西北地区，定价是根据接生员和产妇居住地之间的距离确定的，五里以内，收费标准为16，000元（旧币），10里到15里之间，收费则介于22，000元到28，000元。这一收费标准确立的本意是为接生员提供收入来源，但是相关部门很快发现，各地的接生员为了增加收入，很快将接生变为了一门生意，相互之间竞争，给接生管理带来了新的困难。政府提倡的接生的阶级性和大公无私在这一竞争中失去其宣教的魅力。结果是，政府为了与接生婆共享接生权力的计划，在现实的处境中遭遇不少困难。与此同时，现代卫生的引入，政府不得不将消毒等问题提上日程，来进一步规范农村接生工作；并发起红旗竞赛来推出接生模范，使得纪律和接生的权力共享进一步在农村生根。
Fang Xiaoping透过对接生改造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纪律这一现代社会的产物如何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逐渐发挥其威力，并参与到中国国家政治的建构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初期政府与农村接生婆的合作，有着共享接生权力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纪律观念的深入和医学职业在中国的发展，使这一权宜性的安排能够长期持续下去。此外，这项研究最具价值的发现应该是农村接生员在统一定价下的相互竞争，它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生存本能和国家意图之间难以协调的冲突，国家改造在基层实践之中所遭遇的种种未预结果，为我们理解国家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文/草苍）
X. Fang, “Bamboo Steamers and Red Flags: Building Discipline and Collegiality among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Midwives in the 1950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0（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