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
谈到巴西，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不外华丽美妙的巴西足球、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和浪漫迷人的巴西女郎。1965年，巴西诗人维尼修斯·莫拉埃斯创造的诗歌《从伊帕内玛来的女孩》被谱成歌曲后，当选为格莱美年度最佳，很快红遍全球，成为流行歌曲史上排名第二的最受欢迎的歌曲。这首歌曲影响之大，乃至里约热内卢自此有了全球美女之都的美名，而在世界各地的时装表演台上，来自巴西的超级名模成了数量最多、最为艳丽的一道风景。
除了足球、桑巴舞和超级名模，你还了解巴西的什么？我敢保证，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巴西是全球最大的支线喷气客机生产国、百威啤酒已经被巴西企业巨头所持有、巴西的淡水河谷是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尽管他们可能在中国机场乘坐过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ERJ 145 和E-190喷气客机、兴致勃勃地品尝过百威啤酒、拥有用巴西铁矿石炼铁制成的私家车。要是有人说巴西像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人大多不会对此有什么概念。巴西，不是就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的“未来之国”吗，巴西人也经常用这几个字来自我解嘲呢，就像中国人以往总是用“文明古国”来绕开现实的不尽如人意一样。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国际政治的人，提到巴西，我会不由自主想到几年前与巴西有关的一件旧事：2010年5月中旬，美国和欧洲准备推动联合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就在美欧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态度消极的时候，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出人意料突然出现在争论前台，在他的倡议下，巴西、土耳其和伊朗三个“中等强国”，一起签署了一份核燃料交换协议，这给美欧的制裁措施一下子设置了一根“绊马索”。在巴西、土耳其——其实还有南非这几个地区强国，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时，美欧国家才发现，它们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的舆论焦点，无疑错置了方向，并不是只要中国和俄罗斯点头，制裁伊朗便水到渠成，巴西等新兴国家的态度，同样在左右世界。
巴西与美国：处境互换
巴西摸了美欧的屁股，它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国《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杂志创办人詹姆斯·戴尔·戴维森所著的《巴西的经验》一书，能帮你解开谜底。
戴维森描述了一个景象万千、生机勃然的巴西，一个如曾经的美国那样充满希望和有着美好前程的巴西，换句话说，巴西将要成为一个“新美国”，正如此书英文书名Brazil is the America:How Brazil Offers Upward Mobility in a Collapsing World所提示。
这是一个富有颠覆性的新观察和新观念，但似乎又非空谷足音。早在十余年前，精明的美国投资家们就已经瞄上了巴西。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发明了一个新词“BRICs”（“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合称，认为他们是近年来上升最为迅速、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后发新兴经济体。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巴西的耀眼程度仅次于中国。2007～2010年，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03%，超过了美国的8.2%和欧盟的9.2%，与中国合在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4%。
在二三十年前，巴西还是所谓“拉美陷阱”和“失败国家”的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曾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从1980～1995年，巴西的物价水平提高了1万亿倍，而1961～2006年间巴西的累积通货膨胀，一直位列全球之最。这些“失败”经历也促使巴西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一步就是削减没有财政收入来源的开支，在经济上“去杠杆化”，同时实施高度稳健的银行监管政策，防止债务蔓延。巴西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多少债务负担的国家，相反还变成一个债权国，拥有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务。
与巴西相比，美国当前业已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美国财政部公布政府负债为14万亿美元，实际上，戴维森指出，加上所谓“非官方”负债，美国财政赤字已达202万亿美元——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这么高的债务从何而来？始于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废除了黄金储备体系，推动了美元与石油的挂钩，将经济核心内容由资本替换成了债务。放弃金本位制所带来的最不易察觉的一个后果，就是把美国从一个最具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转变成一个掠夺性债务经济体，这不仅牺牲多数人利益而只使少数人得利，而且伴随信贷扩张，名义GDP大幅增长，资产价格暴涨，经济活动的衡量重点从实际创造财富转为债务驱动的消费。依赖政府支出尤其是依赖赤字支出的GDP是靠不往的，美国财政部的实际负债大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已稳登世界历史上最大债务国的“宝座”，截至2011年8月，美国政府大概欠每个中国公民865美元，欠每个巴西公民1034美元。在巴西，负债占GDP的比率仅为30%多一点，而美国达到了371%。
指望通过财政盈余来减少政府负债乃是天方夜谭，美国2011年的实际人均税收收入已经下降到了1994年的水平，美国政府将永远无法偿还所欠债务。这种债务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一旦经济停滞不前，借贷者在债务压顶并受到通货紧缩威胁的背景下，为了偿还贷款的利息不得不缩减其他消费。不仅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在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都为偿还或减少债务，而选择压缩社会福利、军事开支等支出，不少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已成问题。不久前美国国会与政府就财政预算问题而出现的政治僵局，就把美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赤裸裸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上帝之手”：能源
一个由40年前最大的债权国变为当前最大的债务国，一个由以往的债务国而转变为活跃的债权国，美国与巴西在国家债务问题上的角色置换，表面看起来是经济问题甚至是国家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只常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又不怎么为人所注意的“手”，在调控着国家的命运，甚至导演着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转变。这只“手”是能源。戴维森认为，经济发展其实没有那么深的微妙，其历程就是高密度能源利用过程的代名词，谁能更有效地低成本地利用更高密度的能源，谁就可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繁荣，而能源密度的降低，可能导致的结果将是经济崩溃和国家衰败。
稍翻看下历史，能源这只“上帝之手”还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家兴衰和世界格局变更。18世纪的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并在后来成为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乃至建立世界霸权，就来源于英国率先发掘并利用煤炭。与木材相比，煤炭的能源密度提高了四倍，煤炭取代木材成为新的能源来源，是一次能源革命，也是一次经济革命，直接推动了英国经济转型。有了煤炭，瓦特才发明了蒸汽机，蒸汽动力才取代风力蓄力，使大规模远洋运输和铁路输送成为可能，而英国在此方面走在前列，英国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也由此确立。
历史常常似是而非。今世之人多对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推崇备至，以为这是英国成功的秘诀所在，然而，处在一线的实际操作者们才知道什么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戴维森看来，如果没有之前苏格兰的乔治·布鲁斯爵士在福思湾地下开掘了英国——也是世界第一座工业化煤矿，那么，亚当·斯密将可能一文不名。在资源稀缺社会，自由市场的确有利于经济的最优发展，但如果缺少了高密度能源的推动，自由市场或自由贸易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英国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同样肇于能源革命。后世多以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能源，准确地说，是石油。石油是比煤炭效率更高的能源资源，1859年，美国人埃德温·德雷克上校在宾州西北小镇泰特斯韦尔开凿世界第一口油井，世界能源使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到1913年，英国煤炭产量峰值来临，世界已处于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置换期。可是，由于迟迟未能在国内发现任何油田，英国想用石油来替换煤炭，就只能通过地理上的操纵来获取海外石油资源，这与同样步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德国不免迎头相撞，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在石油时代，新贵是美国。从1859年到1971年，美国的优质石油产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繁荣程度也不断提高，作为全球第一个开采石油的国家，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很长时间内，石油为美国提供了丰富的易于运输、价格低廉的高密度能源，能源投资回报率的显著提高，使美国轻松摘取了“现代史上最易得手的低枝果实”，美国的经济腾飞直接受益于它在过去曾经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
石油峰值导演美国衰退
然而，美国的自然资源优势不是永久的。到1971年，美国国内石油产量达到峰值，开始日益依赖海外石油进口，美国因此改变货币体系，将石油与美元挂钩，由此建立了美元霸权，但也不知不觉滑向了债务深渊。
能源是魔杖，能让你笑，也能让你哭。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建立后，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间的博弈能力显著增强，低油价时代逐渐告结。随着能源价格的提高，美国经济繁荣就不再那么稳定了。美国收入最高峰大约出现在1950年美国掌控全球石油生产的时期，而在最近40年中，美国公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相比20年前甚至有所下降，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减少。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煤炭峰值的到来突然引发了另一种高密度能源——石油的争夺战。而在2007年始于美国的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发生后，如戴维森这样的观察者敏锐意识到，如今世界又面临着一场与能源峰值（石油峰值）密切相关的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不过是美国能源利用的降低或者停滞的表征，当前西方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失调，乃是能源价格提升后各种隐性症状的外现。今天的世界虽然千真万确仍有石油，但石油的开采成本越来越高，廉价石油时代业已成为过去，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未来仍将严重跌落，一旦退回到低密度能源的时代，经济停滞会不期而至，经济自由度也会随之下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标志着英国霸权的终结，与此相似，现行的经济衰退将为美国的经济统治地位鸣响丧钟。
有趣的是，尽管如戴维森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美国深陷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前景忧心忡忡，中国人却普遍还在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具有极强自我纠错功能，美国的困难是一时的，迟早会克服。身在其中的美国人感受是如此不同，所引发的潮流之一，就是为躲避负债，美国人移民海外的数量近年来大幅上升，目前每小时有742名美国人离开美国，定居国外的美国公民达508万，自2008年以来增加了2/3。这些人中有不少还是“非法移民”，离开美国的人数在2007年首次多于来到美国的人数。为阻止纳税者的外逃，美国政府对公民海外移民控制越来越严格。把美国人向外移民的场景，与中国人这几年惊惊咋咋的海外“移民潮”放到一起，不免令人有些错谔。
有人给美国寻找出路，说可以通过发展新的高密度能源替代石油。戴维森的回答是，这一幻想有如以赛亚“狮子会像吃牛一样吃草”的千年希望。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改变，而所谓可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不过是一个神话。为满足世界能源需求，必须安装380万组巨型风力涡轮发电机组，每个机组发电量要达到500万瓦，光是安装这些机组，就要花上20年；还要铺设数十亿计的光伏电板，足以覆盖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需要的资金则达100万亿美元。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坐困愁城，同在美洲的巴西却迎来春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生产要素价值实现了最大化，但其自然资源优势已渐次丧失。巴西与此相反，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在增长，其生产要素在未来会快速增值。1974年，巴西将近80%的石油消费要依赖进口，而在近十余年间，巴西已越来越以一个新的能源超级大国的面貌展现于世界，早在2009年就已成为石油次输出国。据估计，巴西近海的盐下油储量达到1230亿桶，比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要大，后者在1951年开采之前被认为有1000亿桶储量，经历60余年时间，该油田至少还有1/3的未开采量。
巴西的能源优势不仅在石油上，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同样不能望其项背。巴西有世界最为丰富的水资源，2008年，巴西水电站发电2.82亿度，占到巴西总电量的85%，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巴西未获财政补贴的甘蔗乙醇项目的能差（指生产和运输能源所需的能量与利用能源所获得的能量之间的差额）达到1:8，要比美国的玉米乙醇高出7倍，具有极高的经济应用性；巴西的风能价格也已经比天然气便宜。凡此种种，都使巴西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会受到高油价的制约。
除能源之外，巴西在自然资源上还有其他很多优势。比如，巴西所拥有的可再生水资源总量几乎可媲美整个亚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巴西那样同时拥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和广袤的土地来大规模开展粮食生产。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巴西已从一个粮食进口国转变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有五种国际交易谷物位居世界第一，大豆和玉米出口则列世界第二。美国在巴西面前也望尘莫及，它的玉米种植大部分都依靠开采奥加拉拉地下蓄水层的地下水来灌溉，这使其农业繁荣如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不可持续。
巴西将成为美洲新代表
通过戴维森的分析比较，你会发现，巴西与过去的美国越来越像，美国与过去的巴西越来越像。
作为巴西兴起的一个指标，巴西中产阶级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约4000万人，同期美国减少了115000个工作机会，巴西则新增了15023633个工作机会。这个新巴西是如此之不同凡响，然而巴西之外的人们却还没有多少意识。戴维森说，他的一位富有的巴西朋友看中了位于弗吉尼亚迈克莱恩的一处待售的房子，当房东知道买家是一个巴西人时，竟然傲慢地声称不用商量了，因为在他看来“巴西人出不起这个钱”。这位房东不知道，2011年，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多达一半的房地产交易，都是以巴西人为买家，而且他们掏的都是现金。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人的表现。
随着时间推移，巴西相对美国的优势还会继续彰显。自然资源之外，巴西的人口结构比美国合理，其人口中位年龄仅为28.9岁，大部分人口处于消费生命周期的开始阶段，相比之下，美国人口中位年龄已达36岁。巴西还实现了不同人口的大融合，它有着全世界仅次于尼日利亚的非洲裔人口，仅次于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口，仅次于日本的日裔人口，同时，巴西也是1000万阿拉伯裔后代的家园，其数量仅次于中东，还是德国之外德裔人口第二多的聚居地。这些不同来源的人口尽管其祖先肤色、信仰、文化各异，但到巴西后都混为了一体，与穆斯林在美国自成社区、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相比，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巴西都已经“巴西化”了，阿拉伯裔与其他族群的通婚极为常见，巴西才是真正的种族大熔炉。在族群、文化融合上，究竟是美国，还是巴西更为成功呢？！
对巴西的“异军突起”，戴维森的同胞——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巴西记者拉瑞·罗伟林，也是感同身受，后者也写过一本书《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讲述了与戴维森类似的故事。这两位美国人都是巴西人的女婿，都在巴西生活过较长时间，对巴西的方方面面有零距离的观察。他们清楚意识到“巴西梦”正在巴西兴起，这无疑正在印证70年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预言。当年茨威格受德国纳粹压迫逃到巴西，写了一本书《巴西：未来之国》（Brazil:Country of the Future），他盛赞巴西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并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充满乐观，认为它“注定会在世界的未来发展中成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果不其然，巴西已经从一个混乱、落后的国家，演变为如今的工业巨人、农业超人。
巴西已从历史的暗处，逐渐步入全球经济、政治的台前。它的华丽转身，是这个急剧变化世界的一个剪影，而又构成了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新推力。1507年，德国地图绘制专家马丁·瓦尔德赛米勒在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将巴西称作为“America”（美洲），30多年后的1538年，才有人用“The Indies”指称“北美洲”。 “America”这个单词，后来因为北美的兴起而被赋予了美国，现在，是到了将“America”的称谓，归还巴西的时候了，在未来某个时候，巴西有可能取代美国，而为美洲的新代表。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