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在这个冗长乏味的名字背后，颇具吊诡地同时隐藏了变革的冲动和刻板的匠气。意见稿甫一公布，便引起争论无数，主要集中在“婚前购房的产权归属”、“第三者权益保护”、“忠诚协议是否有效”等问题之上。在房价高企和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司法解释的意见稿仿佛一个楔子，不动声色地钉入到恋人、夫妻、甚至双方各自家庭之间，颇有“二桃杀三士”的古风。
讨论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只是惊鸿一瞥，正式出台时将会面目全非。话语可能速朽，但它面对的问题却是亘久的。浸润在“五四”的思想遗产中，“保卫家庭”的讨论或许已经显得老套，甚至反动。然而它的核心问题却始终未变：如何在个人、家庭、国家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使得三者彼此既能相对独立，又具有坚韧的黏合度？
在这一背景之下，强世功敏锐地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自2000年以来，最高法院在婚姻法领域采取了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不断以立法者的姿态积极介入到婚姻纠纷的审判活动中。他警告说，市场经济中弱肉强食逻辑被法院引入到婚姻家庭中，可能会摧毁家庭本身。吴飞则质疑这一司法解释意见稿放弃了应有的价值追求，完全丧失了任何理念，导致婚姻生活越来越变成冷冰冰的契约。赵晓力更加言辞激烈地抨击称，意见稿的实质无非是把2001年开始侵入家庭的资本意识形态，进一步引入到家庭房产领域，并引用马克思的话称，这种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正在被撕下，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温情的面纱，撕，还是不撕？
尽管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但顾骏仍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他提醒我们注意，这层面纱不劳国家动手，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们早已通过个人自主行为为财产关系立下了“潜规则”，司法解释只是加以认可而已。真正的主导立法精神不是公平正义，而是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权力机构方便”这一功利目的。这种自利逻辑同社会生活的真实逻辑相错位，在转嫁矛盾过程中激化了冲突，并导致婚姻的不稳定。作为真正参与到司法解释起草的专业人士，马忆南则以中正平和的论述说明，尽管遭受质疑，但婚姻家庭法中的个人自由始终是一个渐趋彰显的态势。与此同时，即便在民主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也都带有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国家介入私人生活，并非没有正当理据，但必须防止界定不当导致的过度干预。
迄今为止，这种讨论仍然是不平衡的。社会话语几乎一面倒地痛斥该意见稿如何背离生活逻辑，而很少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支持婚姻关系的产权化和货币化。然而，辩论的对手不可见，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辩论的真正对手也许正是我们自己，或者毋宁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深刻隐藏的自利冲动，只不过被这个时代无所不在的市场逻辑激发了出来。在此意义上，“保卫家庭”的老套话题之所以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乃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反观自省，体察人性之中的幽暗之处。司法解释只不过是一个杠杆，它所撬动的，仍然是我们躁动不安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