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周方银文章所言，中国在实力上升的过程中，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外交克制，没有以高强度的方式在周边地区强行推进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务实的做法，已令中国与许多亚太国家形成经济上深度的互相依赖。但为何在中国国力日盛的今日，外交上反而在处处掣肘的同时非议四起？一厢情愿的韬晦，并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发展，“无为”与“有为”、“强硬”与“温和”的平衡是国际棋局中永恒的哲学。除去在现实中不断累积经验，亦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提炼出一套更富洞察力的思维图谱。
于向东、施展的对谈，勾画出1949年来中国外交的实际面貌。今日外交的利与弊，皆源于毛时代奠定的外交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下，中国起初“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最终被毛所勾勒的一整套世界主义的外交理念重塑。这一伟大构想与中国的体量相符合，中国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独立国家意义上的外交。但超前的宏大蓝图缺乏现实物质条件的支持，高悬于现实之上的形式主义终成今日中国外交的最大贻害。中国与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刚刚开始，如何破除桎梏，以主动的姿态获取新知，是眼下中国外交建立起自身哲学的最关键之处。
对当代外交哲学的再塑造，最重要的进路之一，恰是回归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寻找一种代替性的思想资源。作为绵延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中国长于那些处理复杂关系的精深技艺。而在今日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中国仍应具有天下胸怀的承担。在盛洪看来，在全球治理呼声愈高的时代，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应当接续道统，重拾儒家“以天下为一家”式的世界观念。这一观念体系更宜于在一个冲突四起却又利益粘连的世界中维持公义与和平。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即意味着能够在国际争端中肩负道义。若仅在现有体系下纠缠于主权概念，无益于建设一个富有价值正义的国内制度，更遑论提供公正的国际规则，与全世界一同走向天下文明。
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间的碰撞，并非一个需要刻意设计的新话题。中国这个“世界大门口的陌生人”，在摸索学习世界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困惑于理念与现实间的差距。石之瑜将这一龃龉处理为中美两国文化原则的内在差异，展现出中国在“核心利益”这一基于个体权利的概念面前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如果不能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定义利益与承担这一组元概念，而只试图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手段使用，那么，基于其上的所有输赢都是暂时而脆弱的。
也许对所有被裹挟进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古老国家来说，现有秩序的内核和自身混沌的民族意识之间，存在着永远的紧张关系。如何认识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如何定义自己的对手？如何打造一个能将自身置于其中的新权力格局？陈玉聃文章借古希腊哲人的永恒命题“认识你自己”起兴，为中国外交困局提出此三问，而这也正是此组专题的所有作者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