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话语，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技术开始出现。这是近30年来政法实践层面最值得注意也极易忽视的历史变量。它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黏合剂，意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各种张力。它的历史演化逻辑是：经由一种全球化普适性的法治话语，以工具性的法律规范为手段，以部门化的官僚运作为机制，以目的理性作为串接各系统的媒介，弥合、摆平以及理顺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绝不仅是法律移植和法律创制的行动，更是后革命时期重构政统与道统的艰巨使命。
它至少需要对两种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回应：其一，如何应对市场改革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多元化，价值认同多元化，诸如资本/劳动、私权/公权这样的矛盾浮出水面，阶级话语难以维续，契约取代专政，法律治理模式也需要一种革命性的反转。其二，如强世功所指出的，法治如何吸纳革命原则，从而为革命保留空间。因为，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政制的根基在于革命，法治的目标是消灭革命，但矛盾的是法治本身起源于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法律体系”构建的前提，就不只是如梁治平所说的，是因为需要将法治概念纳入到一个可控的话语系统之中，它也具有某种要求更高正当性的规范性含义。因此，它也绝不仅是近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粗糙呈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三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季卫东的这一判断，代表了五位作者共同的观点。问题在于，如何分析、评价、应对这种张力？季卫东指出，中国问题的最有趣之处是经验的自发性。比如，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国家权力结构一元化为目标的，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通过各种随机应变的多元机制来发挥强制的整合功能。又比如，白龙和周林刚在其文中揭示的，后文革时代重建的法律官僚体系，尽管也以技术面目呈现，并保持某种开放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专业化、技术化趋势造就了新的封闭性。相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民意汲取，立法知识这种“支配性知识”的专业化地位，导致立法官僚及其议事规则都是封闭的。这一症结，就很难完全归咎于党法关系的处置不当。
简单化的诊断思维，往往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历史效果。鲁楠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描绘中，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法律职业阶层有时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减少决策的参与度。经过美国法律教育的本土精英有时倾向于维持既有的制度和安排。法律职业阶层，以其“符号资本”参与本土政治的“宫廷斗争”，不仅没有培育出民主，反而助长了威权主义。这就与季卫东所寄望的担纲者形象恰恰相反。但这丝毫没有证成美国人向全球“送法下乡”的阴谋论，“全球法律地方化”与“地方法律全球化”始终相伴，相互推进，持续拉锯。而被卷裹于这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力量之中，已然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当然，这一现实，并没有比“阴谋论”更多一点温存的玫瑰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