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跨国公司的幽灵，正在民族国家之间游荡。“全球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和中国石油公司、世界贸易组织与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盟委员会，都为迎合这个幽灵结成了并非神圣的同盟。跨国公司正被全球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1950年代以降，跨国公司以其极为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精妙的资本驾驭技术，以及极具魅惑力的消费文化战略，正在形塑一个迥异于以往的人类世界。17世纪所奠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地域化的民族国家和市场社会的二元结构作为一切治理和交易展开的空间。而在这之后的四百年时间里，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对传统的经济、政治与智识版图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一方面，跨国公司冲击了古典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格局，并深刻改造了所谓“看不见的手”所导向的自由市场主义，日益进化为一种复杂的控制、中止与替代市场的跨国机制；另一方面，作为游离于民族国家疆域的特洛伊木马，跨国公司借助于各种新型的股权和契约机制的安排，在极度缺乏民主向度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以其技术化的组织外表和以效益至上的辩护逻辑，轻易地绕开了主权国家的有效控制，并形成与国家权力微妙的互动关系。范春辉在其文章中，正是试图揭示跨国公司时代这种新的政治逻辑。

同时，正如鲁楠指出的，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本身便是现代性趋势的重要隐喻。它不仅具有超常的积累效率，也异常贴合于现代社会功能高度分化的现实，并以其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和去主体化的特征，似乎无限接近于一种最完美的现代运行机制。对于习惯以民族国家、市民社会这些传统观念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头脑来说，这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贾晋京进一步提示，19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以跨国制造为特征的全球化过程正被一种由全球金融权力所支配的经济秩序所替代。新的震荡性危机正在全球蔓延，而传统的国际与国家治理机制显得无比捉襟见肘。

无疑，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跨国资本从最初试探到全面深入的过程。跨国公司教会了中国人什么是世界性游戏的规则，也将中国人抛进了全球化这样一个看不清未来的世界进程。难以计数的跨国公司涌入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走向世界。康菲漏油丑闻、富士康跳楼事件、西门子贿赂门，我们需要一种清醒冷静的防御者的立场；而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的全球拓展、世界范围内的残酷较量、一切新旧资本之间的联合与竞争，我们也尤其需要一种审慎明智的态度。毕竟，那些以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理解与批判机制，已经难以把握这个时代运行的真实逻辑；以避世的态度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孤立起来，将和试图抓住头发从地球飞离一样无稽。正如吴敖祺指出的，全球化空间链接的潜力，也许远远超过中国知识界中民族国家论者和帝国论者的想象。看起来，中国并没有被所谓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导，而颇为反讽的是，第三世界正开始将中国视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新代言人。从根本上说，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其冷酷性不会比之前任何一个社会更少，而它所要求于我们的智慧与勇气，将比过去所有时代都要更为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