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思想生态持续发生变化。其最大特征是公共政策和利益话语争论的兴起。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与每个人的实际利益调整紧密相关，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利益话语的转化，形成新的复杂结合方式。卡理斯玛政治领袖与激情化的意识形态阵线不再是政治的中心话语，公共领域争论转变为技术性语言、官僚政策制定、民众参与的分散呈现。19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争论逐渐失去现实指向性，阶级分析方法丧失吸引力，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正式到来。但是，这种“去政治化”丝毫不影响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政治化”。
社会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制度调整、贸易政策争论、新型法律出台、审批机制简化，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计生改革方案引发的广泛争论，在这所有方面，都把每个人的命运卷入其中，塑造并强化不同人群的价值分歧与阶层定位，并反之强化政治争论的断层线。在舆论中频繁制造的“高富帅/穷矮丑”、“土豪/丝”、“地青/蚁族”等话语，也隐射了利益政治时代新的话语特征。
正如熊易寒文章所指出的，在革命时代，公开的利益计算是被禁止的，在改革时代，个人利益获得了正当性，而到利益时代，国家或公共利益甚至也不再具有天然的崇高性和正当性。所有利益现在都必须集中到同一个竞技场上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卢周来先生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的视角，指出了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利益政治话语权的危险，并号召发起新的“社会保护运动”。实际上，利益政治的挑战不仅存在于强势分利集团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也存在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内部争夺，正如张健文章所展示的，它以“中央/地方冲突”、“部门条块分割”等种种矛盾形式在当代中国政治集中呈现。利益政治既包含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维度，也更多地直接表现为利益的“不同”本身。平等主义的利益分配诉求与不断碎片化的利益诸神之争，已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利益集团垄断”、“收入公平分配”的经济调整范畴，而进入到更为复杂而微妙的政治艺术领域。与改革范式的渐进主义乐观预期相反，从革命政治到改革政治再到利益政治的嬗变，丝毫没有弥合政治倚赖于“机运与强力”的脆弱性。高超群先生以其联邦党人式的雄辩笔调，指出了超越“利益与激情”，进行“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政治创造的紧迫性。
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治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政治，再到一个新的利益政治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中国思想界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在思想学术界，对此还缺乏起码的敏感度和解释力，要么斥之为“去政治化的时代”，要么满足于“改革政治”的陈词滥调，要么停留于“左右话语”的意气之争。虽然高度利益化的再政治化时代已然形成，思想界却依然隔膜于这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型。正如改革政治时代对于“文革”话语的逐渐抛弃，利益政治时代同样要求告别上一个时代的陈旧话语。它或许也意味一代旧的思想群体的淡出，一代新的却尚未呈现清晰面目群体的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