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祭孔仪式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不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这不能简单视为统治者袭取传统合法性的努力，这种回归，恰恰证明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百多年来，儒家传统遭到各种严重的打击，早在八九十年前，它就被判定为不合时宜，且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半个世纪前，儒家礼仪与秩序更是遭到历次革命的刻意摧毁。但正如秋风所说，革命和改革的结果，更多只是改造了精英的精神形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形态却表现为更大的传统惰性。今日中国的物欲横流、利己主义、矮人式的低级趣味、“世道人心”的堕落，人们抱怨多有。1980年代，知识界曾自信并乐观地以为人性的解放等同于伦理理性化的完成，今日中国转型的种种混乱，恰恰证明此种期许的天真和浪漫。冷酷的事实是，旧道德被摧毁之后所得到的，不是新道德而是无道德（甚至是反道德）。唐文明认为，儒家在现代的蜕变，就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去伦理化的过程，最终只能在去伦理化的道德主义中寻求安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市场化。失去具体伦理支撑的抽象道德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表现为社会的无所适从。单凭法条不可能构建伦理。制度论的解释也失之苍白。传统社会引领一时风气的士大夫阶层也早已烟消云散。
古典传统在现代，其命运的根本困境在于：传统无法仅仅因为它在那里，就成为证明自己可以继续存在的依据。它需要不断回答人们的质疑：它在文明进化图式上位于何处坐标？在知识上是否可欲？在实践中又是否可用？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一切起伏跌宕，使得人们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它的利弊得失，都难以作出理性冷静的评估。我们甚至无法以“创造性地转化”予以搪塞。虽然，中国人看来不会满足于将现代性视为西方文明的复制版本，并希望开掘自己的传统来展开现代性。今日国学热的普遍兴起，孔子形象的复活，都不啻是人们对于中国文明再造的精神反映。陈壁生和黄玉顺在各自文章中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但是，这种文明重建的资源该从何寻找？亨廷顿认为，21世纪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毋庸讳言，各主要轴心文明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例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有论者认为，儒家模式具有特殊的文明竞争优势，诸如家庭秩序、工作勤奋、忠诚进取等。但是，杜维明和郑永年都驳斥了此种狭隘的“亚洲价值观”。因为，这不过是将儒家文明等同于极权与资本的拙劣结合。如此意义上的儒家文明，要么成为西方文明是唯一可欲的现代性版本的证明，要么沦为意识形态宣传家的诡辩修辞。实际上，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力量体的日益崛起，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必将进一步把儒家传统推向前台，人们将追问：在未来大国的文明较量中，它将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是谁？我们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