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群体性抗议事件的高频爆发让这样一类人集体登台，他们的阶级特性似乎很模糊，但群体特点又十分鲜明，他们并非一无所有，却在国家更加富裕的过程中经历贫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默默无闻，并无意制造暴力冲突，但由于脆弱的承受能力，他们经常沦为“揭竿而起”的“难民”。“农民工二代”、“蚁族”和“混混”是他们的中国名字，美国华尔街、弗格森小镇和香港金钟是他们的国际“战场”。贫穷从物质层面向他们的精神和心理层面蔓延，无法脱离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他们只能游走在城市中，幽灵般捡拾上层社会丢弃的资源碎片，却无法拼凑起自己可预见的生存前景。
正如熊易寒所说，“新穷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它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而成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点，每个地区，不论发达与落后，总有这样一群缺乏社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的人，游荡在城市的边界，徘徊在失业的边缘，“新穷人”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工人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中结束，这些失去庇护的散兵游勇日常的哀怨湮没在风生水起的全球化洪流中，而积郁的爆发也总是无疾而终——不论是美国华尔街上振振有词的工薪阶层，还是广州新塘义愤填膺的外来务工者，都逃不脱最终被清场的命运，回归现实的轨迹，他们终还是那些悲催的日复一日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的人们。
在中国，黄岩文中的陈华辉与陈江父子就是典型的“新穷人”，费尽全力离开农村的农一代在城市中延续着贫穷的命运，而农二代却依然被阻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灰色地带，城市户籍制度是“陈江们”融入城市的“禁入令”，却同时也是他们成为“在游族”的“准生证”，作为城市化浪潮中的“插班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一直通过压榨农村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发展，而处在全球化链条末端的中国工厂则通过盘剥这些渴望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实现最大利润，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陈江为了寻找扎根城市的契机而努力坚持着，但他能坚持多久？
也许在外人看来，相比通过暴力手段维持生计的“混混”们，陈江算是幸运的，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小“混混”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正如汪建华的分析，年轻农民工中的不少人因为厌恶乏味的流水线和在工厂、工地间疲于奔命的生活而被城市中的帮派团体所俘虏，在诉求难以表达、生计维持艰难、上升通道阻滞的环境里，成为“混混”的年轻人看到了跳出轮回的一点曙光，但这只是他们的幻想，虽然帮派团体在某种层面上功能性地补足了工会缺失带来的困境，这种补足却始终是不稳定且高风险的，它必须承受来自帮派内部斗争和社会治安力量的双重打击，这种暴力与欲望交织的生活不过是“新穷人”的自我麻醉，如陈柏峰文中所述，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的现代中国，老“混混”已然沦为家庭的累赘，年轻一代却仍对“混世成功”的价值观趋之若鹜。然而讽刺的是，在城市一方面竭力汲取新工人群体的劳力资源又极力排斥他们融入城市的同时，这种被城市所鄙夷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塑造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如今流动人口大军攻占中国各大一线城市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不仅处在迅速城市化的风口浪尖，也处在“新穷人时代”的漩涡中心 ，如田方萌所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性”需求已经向“发展性”需求转变，因而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去安置这些游荡在城市边缘躁动不安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