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报告中，官方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话语的正式提出，既是对过去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以往改革矛盾的回应。从全球视野来看，治理话语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它强调一种灵活的、弹性的、回应性的治理方式，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与市场和资本关系的建立，同时也代表了国家功能、边界与原则的重新界定，并由此带来了政策议程与治理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这一变化趋势，恰好与1990年代以降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与政府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迁，乃至地方政府锦标赛体制的建立形成呼应之势。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采纳了一系列市场化、企业化的运营思路，建立起科层化、行政化、部门化的治理体系，并通过司法、行政、立法、监管、安全等领域的配套改革，通过一整套行政改革议程，为拓展资本活动空间、鼓励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革新与市场竞争、加强国家经济能力进行政策铺路。正是通过治理逻辑的相应变化，为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
它体现在司法、户籍、财税、金融、医疗、住房、教育、安全等各个领域。治理逻辑的变化，已深入内化到种种改革议程之中，并与不同时期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官方话语形成了有机联系。也就是说，新的改革议程的推动，其背后都代表了某种新的治理逻辑的出现，它随之则体现为治理方式、治理话语与治理目标的整体转移。
本期封面文章揭示出，治理逻辑变化的冲动，实际也是对近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利益化趋势的反弹。在李泉文章中，他将此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实践，激进市场化改革借助强势国家权力造成社会福利的下降；在王亚新文章中，他将地方法院的困境归结为由司法保驾护航的“政绩竞争”的必然后果；在傅蔚冈文章中，他把户籍制度的改革死结同样归为地方与部门利益的作祟。由上述不同层面形成的利益固化，已经使中国政治陷入一种隐性危机，决策层可能希望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强行介入并打破这一固化态势。
在对新治理逻辑变化的观察中，三篇文章也都清楚意识到伴随利益政治的凸显，正迫使执政者改变以往的全能形象，扮演一种更为超然的公正调解者角色，它不再积极介入利益冲突的前线，而更多借助抽象化和中立化的治理技术在幕后进行调和。官方治理话语的崛起，其实也正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技术化转向的象征。李泉颇为敏锐地指出，这颠覆了转型国家无力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刻板印象，相反，当代中国政治表现出在意识形态创造上的活力、深度和广度，只不过，它不再以传统宣传话语的习见形式呈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亚新对于司法改革的解读同样没有流于“司法独立”的俗见，而是在司法政治资源重新配置的高度上，揭示出决策层希望将自己从总体性政治责任中进行解套和切割的改革逻辑。新政的治理逻辑，表面上采取了技术化的路径，实际上也是深刻的政治决断。正是因此，对于它的未来走向，也尤其需要更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