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头戏。2014年6月，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选好人、用对人是头等大事，要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刷新吏治。”其后更是提出“在职务之外开辟晋升通道”，重开土官流官之分，建立全新的官员拔擢制度措施。这些举措究竟“新”在何处？在“寻找新官僚精英”这一题目下，本专题的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官员晋升制度这一角度为文。
以严格的绩效考核为核心的地方间竞争，即所谓“锦标赛体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奇迹和保持长期稳定的有效经验。招商引资、经济成长率等经济发展指标长期以来都是衡量地方官员表现的重要指标，进入新世纪后，维稳、环保这些指标也在绩效体系内受到重视。然而正如黄信豪文章指出的，现有的官僚精英选拔机制中，一个官员晋升的政治资本其实既有治理绩效考核成分也有考核制度之外的栽培、赞助成分。被“栽培”的部分干部进入到晋升管道中，并接受绩效取向的竞争与筛选。这些进入竞争领域的干部同时背负着时间与政绩的双重压力，这就使得将干部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在重要的职务岗位上进行“栽培”成为了培育、考核各级官员，并为其累积工作经验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一制度同样对公共治理质量带来某些结构性的影响：不断在不同职务间进行锻炼的干部追求短期可见的绩效，无法对施政进行长久规划；而可见的政绩往往来自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业绩较好的地区，使得只有被安排到这些“肥缺”的官员更有机遇获得升迁，无疑会极大打击其他第一线领导干部的工作士气。
而从微观机制上讲，官员绩效考核体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李佳源文章分析了官员量化考核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博弈行为，其中各种因无法完成考核指标而进行的恶性博弈行为，往往牺牲了民众和社会利益。尽管考核技术日益改进，但博弈与作假行为依旧体系性地不断浮现。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国家科层制度中，量化考核本身将加重其官僚化逻辑。
那么如何构造有效的官僚遴选机制？现代精英政治中，把握战略的意识形态精英和负责执行的技术官僚之间的协作与斗争，成为了构建一个有效政治体制的关键。孙晶文章即是从“两种精英”的分类出发，对西欧、北美、日本为主的国外精英培养机制进行了分析。作者强调，精英治理不等同于政体，有效的精英治理经验，可以被不同政体的国家所借鉴。中国执政党可谓有百年经验的“意识形态精英”，而中国行政系统精英的培养则起步较晚。因此，如何在构架起一个完整的官僚精英遴选架构之后，以相应的交流学习机制促进相关观念的深入人心，是中国培育新官僚精英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