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市场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出现新的跃迁，迎来以智能化、新能源、新材料等为特征的新型技术革命，中国经济进入以创新、高质量等为特征的新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也随之出现螺旋式上升转型，社会矛盾呈现出高度复杂性。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是在尊重现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面对一个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提出的全新政治任务。
要完成这样一场治理重建的任务，克服现实运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回答中国当代现有治理体系的历史构成及其现实挑战，要求我们深刻思考那些来自传统的、苏式的、西式的治理体制的经验与积弊，也要求我们审视中国当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现状给治理带来的具体挑战。
必须明确的是，“治理现代化”绝不只是一场观念的变革和重建，而更是中国真实世界的一次变革和重建。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也多以进口替代方式实现升级转型，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成为我们的对标对象，在社会科学领域无形中形成“对标观念是要实现的，对不上对标性观念的真实存在是要改掉”的认知框架，这使得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不研究中国真实机制和经验的严重倾向。任何停留在观念世界的考察和自圆其说，都有可能只是隔靴搔痒。在世界的世纪性分岔路口，在中国治理政治往何处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考察中国治理机制，洞察中国治理趋势，提炼中国治理规律，反思和重建世界治理政治学——这是中国政治学当下的重要内容。
转型是历史的显微镜，照往鉴来。十八大以来，党以严抓作风和高压反腐为切入点，打响国家治理转型战；十九大启动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速。
本期封面选题的四篇文章，即是直接切入当前治理体系的现实变化。刘炳辉的《党政科层制：当代中国治体的核心结构》深入分析了本轮国家机构改革在清理与重建基层治理体制中所秉持的“党政科层制”的原则；欧阳静的《治理体系中的能动者结构：县域的视角》是从县城内部政治治理中能动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出发，讨论“反腐”与“扫黑”如何重构县域治理的结构关系；杨华的《基层治理的形式主义何以发生》是从乡镇与职能部门的“责权利”关系如何脱节入手，讨论形式主义的发生机制；曹东勃《扶贫任务体系中的国家治理经验》则是通过扶贫这一重大特定任务，综合检验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这样一场在信息时代因应市场化改革的治理重建，又恰逢世界经济秩序处于结构性转型之际。由于中国深处这次世界秩序结构转型的焦点位置，这将不只是中国的一次治理重建，也将是世界的一次治理重建。正如刘炳辉在文中指出“世界的高速流动变化将是一种常态，其所需要的先进治理组织架构也应该是灵活多变的”，中国为了应对高速流动的社会这一现代治理难题所构建的治理体系，也“将为人类的治体创新与治道发展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