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核心命题，是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展开的，政企分开、国退民进、减员增效、放权让利，这一系列构成了中国市场转型和治理目标转移的新型话语。在经济领域之外，伴随革命意识形态向发展主义导向的变迁，在政治、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领域也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力量的迅速崛起，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空前活力，市场主义也很快成为朝野各方共同接受的共识。在改革的黄金时代，市场参与各方都成为经济增量的受益者，市场也因此成为自由、平等、效率和公正的代名词。在市场主义的话语影响下，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中产社会、城乡融合，这些愿景很快成为改革承诺和民众预期的焦点，伴随改革和市场力量的深化，这一切似乎将顺利到来。
在这种改革话语下，市场的力量来源于某种“自由放任”的魔力，它既指向市场的自由交换、合同的自愿履行、财产的神圣保护这些原则，同时也空前地卸掉了全能时代国家利维坦的重负。既然某种程度的“甩包袱”能够带来超出预期的绩效，这种自由放任魔力的影响，也就很快使计划时代的福利许诺丧失了说服力。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这种“自由放任”的改革蓝图，很快就在中央与地方达成的政治默契中迅速推向全国。正如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的，这种没有约束的市场主义甚至比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更为激进，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包括在其他国家要承担社会政策和福利功能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也无一例外地被货币化和市场化，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因为缺乏与“招商引资”“锦标赛体制”的抗衡能力，也自然很难推动政府在法治、监管、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有所作为。
这随之形成了新时期改革话语的内在困境，既然改革的正当性来源于市场的自由放任，那么改变这种市场自由放任的政府力量的增强，也就容易被视为倒退的威胁，特别是，旧的体制存量也可能利用这一改变，形成与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新的政治联盟，并利用自由放任和政府导控的双重套利空间，从而改变改革黄金时代的利益分享格局。但现实的问题是，继续的自由放任似乎正在诸多层面形成深刻危机，乃至消解改革的内在正当性和吸引力。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泥沼，这些困境，既在祝东力对1990年代以来两个经济周期跨度的比较，也在强世功对三十年“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法治危机的描述中，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欧树军所言，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正呈现出全球化趋势，19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浪潮——即资本的急剧扩张与政府干预主义的新型结合——也与1979年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形成呼应之势。今日全球范围的政治反抗运动，都在要求政府做出新的政治承诺以形成新的社会保护力量，这无疑也将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再出发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