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GDP是物质基础
中央在前些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转型的方向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批评GDP指标的声音，跟GDP相关的出口、投资等也受到批评。这种声音认为只有慢下来才是转型。这些言论有糊涂之处。现在中华民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把GDP指标坚持下去。GDP确实有很多问题，GDP统计方法在很多地方也非常可笑，比如股市上的买进卖出能计入GDP，还能计入税收。但是，GDP标准尽管有很多问题，GDP还是指引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最综合、最重要的指标。
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分析，GDP指标是可以改进、改造的。改进改造是属于统计学和比较、分析技术的范畴。比如说能不能把金融业从三产中区隔出来？教育、运输、金融都属于三产，但显然教育、运输与金融是有很大区别的。我甚至认为不如把金融业变成第四产业。
因此，GDP指标存在的问题是属于改造问题，但是不能把GDP这一目标扔掉和否定。在今后一定还要坚持GDP指标和速度，争取在10年以后的时间，从总量上接近美国现在的总量。现在美国是14.4万亿，我们是5.01万亿（2009年数据），我们如果能坚持十二三年的努力，总量上能达到美国，我们的人均就是美国的1/4；再经过10年，也就是总共经过20年的时间，我们的人均GDP应该能接近美国现在人均GDP的目标。当然在这过程中肯定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数字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GDP增加了，物质增加了，手头可花的钱增加了。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化，党政干部看事物的角度，对于社会矛盾的理解，解决问题的视野等等，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国的GDP按照现在的速度再发展20年，人均GDP从现在的四五千美金发展到四五万美金，到那个时候，干部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社会主义，理解如何解决我们的内部矛盾，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物质基础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一个局限是人均GDP太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GDP指标还是要坚持的。
人类工业化、资本化的过程已经把社会、经济分解为多种循环、多个层次、多种产业、多元要素。同样，同一个工业化、资本化的力量又把所有这些循环、层次、专业、要素串在一起。所谓“从一滴水看大海”。GDP指标及其统计、计算方法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但GDP指标是反映工业化、资本化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多种循环、专业、层次、要素的交叉点、层迭点、连接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之间的相关联系，掌握经济的综合性，了解社会的全面性。GDP是价值形态的指标。其抽象程度、概括程度比生态、资源、能源等物质形态的问题高一个层面，比PPP（购买力平价）指标多了国际流动性、国际比较性。因此，改进GDP统计技术，应该能包含低于它层次的问题。GDP统计中也可能会有“泡沫”，但那不是GDP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GDP指标在人类工业化、资本化历史阶段处于核心、有机地位。
未来改革的指标
如果我们确定了坚持GDP指标为总的工作目标，我们还可以把这目标具体化为未来改革的指标。
1.GDP持续50年的增长
我认为我们可以定一个目标——中国GDP持续50年以上，以年递增率8%、9%、10%的速度发展。
我们可以将8%、9%、10%的速度概括为“快速”，将50年以上概括为“持续”。这样这个目标就含有三个要素了：GDP，快速，持续。
我国公布的2006年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中国内生产总值为20多万亿元，增长速度为10.7%。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4年超过两位数增长（这4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10.1%、10.4%、10.7%）。2003年，即十六大召开的第二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算起，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实现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这30年的增长速度都在9%以上；如果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算起，我们则有了50余年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改革前和改革后这两个阶段的高速增长成就了我们今日的发展，决定了我们明日的历史走向。尽管两个阶段实行的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且前后两个阶段的统计方法也可能不尽相同，但快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连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才会有人称之为“中国之谜”。
解读中国之谜，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伟大意义，必须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打下了良好基础。计划经济克服了国际经济封锁和资本奇缺，用全民苦干积累了巨额的现代化初级生产资料，为我们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特别是共产党、毛主席带领军队和群众用牺牲几千万烈士的代价换来了土地公有，消除了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现代化发展的第一笔无法估量的可转化为资本的财富。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新的活力。这是我们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又一套取胜法宝。
三是投资拉动的作用功不可没。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固然都很重要，但投资拉动对我们尤为重要，我们的底子太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原始积累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殖民开发、搞圈地运动、搞贩卖黑奴等，我们只有靠艰苦奋斗，靠积累，靠劳动，靠两个“务必”，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人类的工业化，资本化历史阶段，只要讲发展就必须讲积累。积累速度是扩大再生产的“扩大率”。扩大率取决于积累率和积累效率。积累率、积累效率取决于剩余价值的形成率、实现率和使用、分配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一套体制机制。
四是只有这样持续快速增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的总量增长上来了，但万万不可骄傲，不可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的问题还非常多。我们的历史使命非常沉重。我们对自己必须有一个高标准。继续持续快速30年意味着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持续50年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均GDP如果没有超过国际最高水平，很多问题就看不到，或者看不清。人均GDP水平不同，认识历史的角度也不同。
2.对这一目标的综合性分析
近几年很多人批评GDP指标，批评单纯追求GDP的机制。搞任何工作走极端都是不好的。
未来十年，我们有信心可以用梯度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保障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在未来十年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持续快速？对于这里设想的指标，有几种观点需要澄清：
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基数大了，发展的速度必然会降下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持续高速度。因此发展十几年、几十年的指标让人怀疑。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会遇到资源、环境、能源等强而有力的制约，因此未来的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下来。第三种观点认为，近些年出现的问题是速度快造成的，按照这种逻辑，降低速度可以纠正这些问题。
第一种悲观观点的人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梯度经济发展的潜力，没有考虑到中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极，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基数变大了，但速度并没有降下来。基数大，固然是困难，但是“基数”应该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对增长量有降低比例的静态作用；另一方面对增长量有提高投入的动态作用。如果只强调静态的消极作用，就说明这个社会生产循环的某些关节在“吃掉”（消耗掉）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投入。由此可以肯定地判断，这个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剩余价值分配与使用是有毛病的，是反工业化、资本化规律的，是应该检讨检查，反思反省的。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看上去有些道理。东部的部分省份、部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工业用水难以为继，廉价劳动力难以为继，工业用地难以为继”，这三个“难以为继”显露出了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的端倪。“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只有GDP上去了，各种剩余才能出现；有了剩余才能投资，有了投资才能改善生态环境，才能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才能提高资源循环率、资源利用率，才能提高能源效率。我们国家的生态问题、资源能源问题都必须首先依靠投资，依靠工程措施，否则没有出路。
实践证明，积累率的提高与GDP的增长是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持续提高积累率和积累效率是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前提。提高积累率意味着人均资本量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们国家的积累率从改革初期的28%，上升到现阶段的46%，也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破坏性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每隔十年左右，把积累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是可行的。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切给人民群众的消费量也在绝对增长，改革的成果也才有可能惠及普通老百姓。
第三种观点的问题是没有区别“原因”的主客观，没有区别纠正错误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就像一个人跌了一跤（犯了一个错误），地球的吸引力固然是跌跤的原因之一，但是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是从去掉地球吸引力开始吗？也可以再换一个角度，“黄金拜物教”如果可以看成是一种错误，那么纠正这个错误的方法应该从否定或降低黄金的价格入手吗？纠正“黄金拜物教”应该纠正“拜”，而不是纠正黄金价格。同样，纠正“GDP崇拜”也应该是先纠正“拜”，而不是先降低GDP指标。西方社会民主党纠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思路之一就是用消极的办法，用牺牲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客观的、积极的因素来换取“和谐”。
在这种观点中，有的同志认为GDP增长过快，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过去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有，也是很长的一个因果关系链，其中每个链节都可能是正负两种因果关系。起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是倒过来的：用轻度通胀拉动增长，而不是增长拉动通胀。因为通胀是一种有诸多主观因素的“轻”型手段，而增长是一种诸多客观因素的“重”型本体。就像改变筷子勺子的大小，可以改变吃饱的快慢，但用吃饱的快慢去调整筷子勺子的大小，这是一个逻辑吗？逻辑的反正是有客观规律性的。通胀最直接、最可调的手段就是财政赤字，而政府调赤字是最正当最迅速的措施。降赤字比降增速的消极性要小得多。财政支出是国民经济各种调控手段中具有“源头”（始发）性质的方法。因为财政有“零成本”性质。它可以在一连串的经济环节中被放大（倍增）。
社会发展必须是全面的，经济发展必须是综合的。
3.确立这样的经济发展指标是对中华民族群体智慧的一次极大考验
1）这个指标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水平。和谐社会应该是秩序社会，应该是富裕社会，应该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不断发展，贫困现象日渐减少的社会；应该是精神文明不断发展，愚昧现象不断消除的社会；同时也应该是政治文明不断进步，野蛮现象、特权现象不断销声匿迹的社会。构建这样一种劳资关系和谐、干群关系和谐、天人和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谐的社会，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壮大，确实会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撑。
2）这个指标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快速持续增长是党的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如果在未来的50年里，我们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又一奇迹。现在，有人经常提到我们执政的合法性，过去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流血牺牲，来源于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则首先来源于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将来能否实现这个指标，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来讲，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3）这个指标关系到社会制度科学发展的竞争力。如果按照这个大指标来设计其他各项分指标，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100年”的高速增长（从建国到本世纪中叶），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成功执政“100年”（“100年”源于邓小平同志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说法， 100年非定数，是长久之意），那么就可以说，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经得住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的，而且说明这个制度对未来的开放性、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对新情况新要求的可塑性是有潜力的，说明我们实行的多党合作制是优于西方两党轮流执政制的，说明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优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设计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我们制度的竞争力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度的。
4）这个指标对生产关系的改革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改进、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个指标初看是生产力指标、经济指标。但因为时段相当长，速度相当高，它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改革、发展。它就要求社会生活必须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改进、发展。
首先，这个指标要求我们党既保持谦虚谨慎，又树立雄心壮志。尽管我们对大跃进有了自省，但“超英赶美”一直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一个理想情结。这个指标按人均看，并不高，也仅高于50年后的美国人均GDP而已。近年中国有些人热衷于讨论“崛起”。这个中国词反映了自豪的心情，但多少有些骄傲。它不如“复兴”符合历史，也不如“振兴”平易。谦虚谨慎与雄心壮志的结合要求我们党风务实，要实事求是，要求我党具有反对任何形式主义的“作秀”、“小恩小惠”和“急功近利”的政治品质。
这个指标要求我们党的先进性质量有恢复和提高的机制、体制。我们不但要有本事抑制腐败，还应该有本事不用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也能抑制腐败，也能和谐。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缓和作用，对资本主义的表面和谐有贡献，对政府的腐败和特权有抑制作用，但它们是沿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设计的手段，是以牺牲社会发展速度为代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个几年或几届，就要换成保守党干一干，几乎全是因为发展速度上不去。企图在社会民主党那里讨大主意，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可不是“与时俱进”。民主社会主义是比计划经济还旧的思路。
这个指标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中、制度改革中有高度的科学性，有充分的自觉性，有相应的灵活性、开放性和稳定性。我们的法律建设必须能够保护和促进我们社会制度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人类近几百年的发展史显示，除了日本、德国二战后有过近20年的快速增长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没有本事达到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要求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道德有自我提高的能力。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清楚地感到文化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搞好了可以增加动力、活力、创造力；搞不好，会增加成本，增加风险，增加矛盾的对抗性。文化道德是反映和谐程度最集中的地方。
总之，这个指标，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片面性的、中性的生产力指标。但实际上对一个执政党有全面、严格的要求。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甚至会引发、带动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那个时候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就又有一番味道了。
（作者系吉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