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及接踵而来的大规模退潮，显示出民主政治体制本身不足以为自己的持续生存提供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后发民主国家由于缺乏将政治图景转化为现实条件的国家治理能力，反而在建立了民主政权之后，急速地退回到威权政体、寡头政治当中。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有效国家的实质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对立面是失败国家。恰如福山所指出的，“软弱无能的国家或失败的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与之相应，相关研究也呈现出“回归国家”的趋势。就连新自由主义也试图越过“守夜人”国家的制度藩篱，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再将个人自由的扩大看作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可靠进路。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蒂切克(Mark Dincecco)在《经济史研究》（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5年9月刊上发表论文《有效国家在欧洲的兴起》（The Rise of Effective States in Europe），试图对欧洲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和生产能力两方面）进行历史性描述，将国家能力的进步与长期经济繁荣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为政治发展与创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选择从财税角度进行观察，为有效国家的建立设定了两项制度条件：国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建构（1）税率统一的税收体系和（2）公共支出的规范框架，由此才能在政治发展的意义上实现从以财政分权和绝对支出控制的“旧体制”（Old Regime）向以财政集权和议会监管支出的有效国家的转型。文章调取了奥地利、比利时等11个欧洲国家自1650年至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发现有效国家的人均收入显著高于旧体制，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即税收）和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效国家的建立有效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有效国家的欧洲模式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三方面的经验。

首先，必须以政治改革增强国家效能。危地马拉的国家税收在GDP中占比不足10%，直接影响到司法与执法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而该国的暴力犯罪比率一直高居世界榜首。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去汲取公共财税，如此方能提供安全与司法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必须强调公民在财政决策的政治过程中享有参与权。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财税体制，必须要注重“税收+代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次，欧洲经验突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与征服的作用。政治团体（如地方精英）在旧体制下往往据守着大量寻租性利益，只有在外部或内部的巨大压力下，才会支持旨在推进社会总体福利的政治改革。最典型者当数法兰西共和国与拿破仑的军事征服给全欧洲所带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变革。事实上，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军事冲突和国家能力的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据此也可推论，由于缺乏外部威胁，同时又接受着慷慨的国外经济援助，当今的非洲统治者愈发不必与国内公民进行政治协商，遑论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最后，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一定的制度产物。但是，结构变迁往往是各种意外事件的聚变结果。英国的光荣革命有可能发生在17世纪后半叶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甚至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中也都富含偶然性。如此看来，当今的后发国家要想进行制度变革，必须懂得如何发现机会，由此才能趁热打铁。  （文/李诚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