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近日，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华文明、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诸多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同仁共聚一堂，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组历时一年完成的报告《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进行了热烈而严肃的讨论。该报告已于2010年10月全文发表于《文化纵横》，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报》2010年第19期也刊载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从文明史的高度，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中国建设、发展与崛起的关键，将“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历史的特征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和先进性团体；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可以说，这种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系统理论解释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尚属首次。因此，与会的各位嘉宾都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所具备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教授就这个报告的缘起和主要特点做了简略说明。他认为这一报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不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二是不割裂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即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三是在报告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即在总结历史道路之外，还从前瞻的角度反过来审视历史道路，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报告各抒己见。首先，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关系，有论者认为，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连在一起思考的还很少见，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汪堂家教授认为，现在讲“中国模式”其实寓含着人们唤回中国理想的一种期待，但现实中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模式”，却是可疑的。王德峰教授则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在指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进行的现代化。童世骏教授也指出，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创新性的。因为现在很多非常赞成“中国模式”的人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例如以奈斯比特和罗伯特·库恩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有某种“中国模式”的话，那马克思主义一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童世骏教授认为，我们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不应该下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而应该看这种讨论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和自省。

其次，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上，陈卫平教授认为，我们在这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所以很多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集中研究西方三百年要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之所在。谢遐龄教授认为，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认识，关键点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即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如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是如何摧毁了前三十年建立的新的社会结构。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党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中国社会。

再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问题上，报告试图从大一统、先进性团体和学习型政党这三方面来论证，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秘密，即经济的变化不是纯经济的，而这就要求我们将历史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有学者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了三种矛盾：一是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积累；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中国的发展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三是人内在功能之间的冲突。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与韦伯对比的角度，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是考察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根本线索。而韦伯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认为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但合理化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个理性的运用使目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也可以从这两条线索出发。童世骏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汇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实践比较成功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也已经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重新界定了民族复兴的含义。但今天这三方面似乎产生了矛盾，从中国国内来讲，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特别重视后一对矛盾，并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途径来处理这一问题。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提到了儒家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对此陈卫平教授主张要去研究为什么儒家在中国古代提出的高尚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不了，而今天如果要实现这些，需要克服哪些障碍。赵修义教授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把事实梳理清楚。只有先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去做价值评判。童世骏教授则指出了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汇通的三个可能点：第一点，如果我们把理性理解成和意志相对立的，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性主义传统很强的文化。第二点是两者在内在超越的这个传统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高度世俗化的时代坚守理想这样一种期望；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精神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它也是一方面承认现代社会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另一方面则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第三个可能的汇通点则是在报告中得到详细阐发的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即中国传统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把握到的物质运动与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而王德峰教授则从存在论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契合。他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是否能够避免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的空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答我们在怎样的一个价值基础上来发展、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何种位置，它是否能够和中国儒家进行贯通，而这个问题，则已经深入到存在论层面，而不是一般政治实践或者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