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
今年某日，与几位朋友驱车天津听大鼓。书场承袭旧制，附设于茶楼，位居估衣街，名号谦祥益。估衣街曾为天津著名街市，谦祥益则为京津两地最为著名的绸布庄之一，由据称亚圣后裔的山东孟氏创办。天津谦祥益1917年开业，1949年后字号取消，直至2002年恢复原貌、原号，但由于估衣街市场不复存在，谦祥益遂改营茶楼，实为鼓书、相声书场。
书场里上演的节目，和谦祥益有着相似的命运。1949年之后，大鼓、相声等曲艺虽然没有像谦祥益的字号那样消失，但社会地位的“官化”和演出内容的“净化”，却也让其变得面目全非。而后，这二者又随着某种契机一同归来，在谦祥益略显破败的建筑中，大鼓、相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那天演出的演员，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台下的观众，则大多比她们更年长二十。台上姿色并不出众的演员，与台下经济并不宽裕的观众应和着，营造出一种仅属于草根的祥和和欢愉。算下来，5元1张的门票，大约只够支付场租，演员和“弦子”们的收入，只能靠观众捧场赠送的花篮。所谓赠送花篮，其实就是赏钱。某位观众看哪位演员唱得卖力、顺耳，便可唤过送茶的小妹，吩咐按每只20元的价格，赠送几个花篮。纸扎的花篮成排地立在台脚，演员一曲唱罢，台下的花篮有多少转移到了台上，演员便按数得赏。
那天的演员，显然说不上姿色，于是唱得是否卖力、嗓音是否豁亮、韵味是否地道，就成了讨赏的关键。与我们同去的小弟，玩笑似的连续送上8个花篮，点一位演员分4段唱完了完整的《剑阁闻铃》。其后，身着旗袍、烫着大花卷发的演员特意走下台来，到我们桌边恭敬地屈身致谢：谢谢几位捧，我这儿谢您了。
那场面，让初涉此地的我感慨不已。类似的场面，过去只在老人的回忆或控诉中闻听，如今却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虽然某个没有讨到花篮的演员，面带悲戚和尴尬地离去，让人不免随之唏嘘，但在这个略显简陋的茶楼里，却有一种曾经消失，如今却顽强复活了的生气。这种生气仅属于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另外一个社会，一个通常被归于“旧社会”，其实却是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基本消失的“民间社会”。如今，随着民间社会的逐渐复苏，曲艺走出了数十年来水土不服的庙堂，重新回到生它养它的“江湖”之中。
郭德纲：让相声回到江湖
一旦提到重新复兴的曲艺“江湖”，就不能不提到郭德纲。对于郭德纲，笔者一直抱高度肯定的态度。在他爆红之前，我欣赏他的相声，在他爆红之后，则欣赏他在重振“江湖相声”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北京媒体对郭德纲的集中报道，始于2005年末。在此之前，郭德纲除了坚持在天桥乐茶园演出之外，其对外传播的渠道，几乎唯有北京广播电台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其主持人大鹏以对郭德纲的欣赏、发现和介绍，成为郭德纲在京城媒体圈中的最早的知音和传播者。笔者则是在开车途中通过大鹏的推介，听到了郭德纲，并几乎逢人便说：我发现了一个未来的大师！
那时的郭德纲，其实远比现在沉稳。虽然我不是听相声的行家，却也能分明地感到，郭德纲从出道之时，便有意往老派里塑造着自己。除了一袭长衫的传统造型之外，对传统段子的重新发掘、发展，对各路地方戏剧、曲艺极其广博的涉猎和功力深厚的学唱，无不令人感慨这个相声界的新秀，对传统的“玩意儿”、传统的趣味，乃至传统的规矩、伦理，抱有如此的热忱和执著。在每场压轴必唱的《大实话》里，“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争名夺利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我劝诸位酒色财气是均莫占，吃喝嫖赌莫沾身……”表面上和观众套交情的背后，却是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对某种已经被众人淡忘了的基本伦理的重申。在一个酒色财气充斥社会，甚至连吃喝嫖赌都不再受到鄙视的时代，相声舞台上的几句唱词，固然不能完成多少教化功能，但至少也让刚刚尽情欢笑了一晚的观众心中一沉。一票在日常生活中劳碌而又迷茫的白领，不仅在郭德纲的引导下用笑声运动了僵化的面孔和肠胃，甚至会在一个个看似俗套的老派故事里，于剧场的虚拟空间中暂时找到了价值的共识和共鸣。
郭德纲的横空出世，让以往以“电视相声”为主要载体的“主流相声界”颇为不适，而郭德纲时刻挂在嘴上的“非著名相声演员”的招牌，也不过是以示与主流相声界之间的决绝。主流相声界对郭德纲的指摘，能拿到台面上的说辞，大多是批评其“俗”与“旧”。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的是，郭德纲之“俗”并非低俗之俗，郭德纲的“旧”也并非守旧之旧。他的“俗”，带着普通百姓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他的“旧”，引导着观众发现相声这门艺术的传承，乃至相声传统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让今天的观众在一个个又“俗”又“旧”的段子中，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喜怒哀乐。
同样为主流相声界所不愿承认的是，由侯宝林开启的“新相声”传统，到马季的“歌颂型相声”和姜昆的“新新相声”而走到顶峰之后，已经难以为继。电视对相声的戕害，其实只是替罪的表象，既远离了现实的鲜活，又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才是主流相声在挣扎了几年之后终于彻底沦落的根本原因。因此，郭德纲让相声重回剧场，其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演出场所和形式的转变，而是在于让相声回到了民间。在已经走向末路的“庙堂相声”之外，相声在“江湖”中找到了广阔的天地。
相声江湖：在主流社会打出个民间社会
将郭德纲的相声称作“江湖相声”，还不仅仅基于以上的原因。远在郭德纲成名之前，德云社内部的组织形式，和郭德纲在舞台上表现出的“尊老爱幼”（帮衬前辈，提携晚辈）的班主作派，就已经颇显传统班社的传承。及至相声元老常宝华先生不惜以师爷之尊为德云社捧场，和郭德纲拜侯跃文为师而终于得进“侯门”，一个独立于官方“曲协”而存在的“相声江湖”也俨然成型。而从坊间对德云社内部利益纷争的猜测、传说，到郭德纲曾经的铁哥们儿徐德亮离开郭德纲和德云社，都可看出这个越来越完整的“江湖”，几乎全盘继承了以往江湖的所有优点和缺点，既生机勃勃，又门规森严，既相互提携，又竞争倾轧。
或许让许多郭德纲的“粉丝”略感失望的是，爆红之后的郭德纲，其作派、言辞，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浓厚的“江湖气”。与同为相声演员的汪洋发生矛盾时出口伤人、因藏秘排油“代言门”受到舆论批评时拒不认错、与娱乐界著名的“大嘴”宋祖德脏话迭出的对骂，都让人看到了在舞台上风度翩然的形象之外，另一个有点油、有点痞、有点“青皮”、有点“滚刀肉”的郭德纲。
应该说，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的形象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站在郭德纲的角度想想，倘不如此，他又能如何呢？如果没有一套“自以为是”的价值系统支撑，他如何能在一片惨淡中苦苦支撑十年？如果没有一副刀枪不入的“青皮”姿态，他又如何能在主流相声界的排挤、不屑中走到今天？江湖的自由，本来就来自于与主流的自绝。因此，郭德纲充满江湖气的嚣张作派，既是中国民间社会再次得到发育的表征，也是为江湖扩张声势，在主流社会的缝隙间打出一片天地的重要力量。
当然，今天的江湖，绝非郭德纲一人之力而打造、支撑。由于郭德纲的名声日隆，外人获得的印象，似乎是他在以一人之力独自肩负着振兴曲艺的重任。诸如延请天津老艺人进京举办鼓书专场、与京城后进相声团体建立“相声联盟”等举措，都在强化着这样的印象。但走进天津谦祥益茶楼，却不难发现天津曲艺土壤的丰厚，与郭德纲进京成名之间，其实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况且由郭德纲和一干师兄弟的年龄推算，他们拜师学艺的年代，恰是新派相声当道、传统相声衰微之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迈过新派相声的阻隔，直接向隔着辈儿的相声传统学习，可见表面看来濒于绝境的曲艺，其实一直暗中有香火传承，就像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一直没有被彻底窒息，只待时机和气候合适，便迅速恢复其强旺的生机。
周立波：落寞的市民社会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有新近日见走红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和唯一演员周立波为证。如果说郭德纲的走红，印证了北方京派市民文化的勃兴，周立波的走红，则宣布了南方海派市民文化的复活。尽管从创始之日起，周立波便不断强调“海派清口”的“高雅”和“层次”，但就连“海派清口”的命名，也是借相声、二人转的“荤口”、“浑口”而得名，“海派清口”的真正属性也就不难判断。其实从创始之日起，周立波就清楚地知道他将与之为伍，而所谓“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刻薄之论，除了后生向前辈的挑衅骂阵之外，不过是延续了“京派”与“海派”之间迁延近百年的趣味之争。郭德纲的长衫、光头，承续了京城老派艺人的作派，周立波的笔挺西装和清爽“头势”，则直接抄袭了上海“老克拉”的风度。就此而言，郭德纲和周立波各有传承，但所干的基本是同一件事情，即都在顺应市民社会复兴的基础上，成为一方市民文化的代表人物。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内在差异，决定了郭德纲与周立波的不同。周立波动辄以“30年”为时限对中国社会众生相作出的调侃和反思，其视野之开阔和思考之完整，均有郭德纲所不及，尤其是包括对国家领导人的“戏仿”在内的政治波普，更多地传承于西方现代传媒的脱口秀节目，而非中国市井文化的传统。同样是嬉笑怒骂，周立波“笑侃”系列透露出的现代意识和公民意识，为郭德纲作品塑造的市民形象所不具备。遗憾的是，一方面是周立波无时不刻意强调的优越感，阻碍了其作品传播的“北伐”脚步，另一方面则是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对海派文化的拒斥，使海派文化至今很难走出其“孤岛”的尴尬。同是市民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和西化的海派文化，却总是在赵本山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和郭德纲为代表的京派文化面前碰壁，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课题。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民间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化”的选择，完成向法制为基础的契约社会的转型，可能会得出一个令很多人失望的结论。
这样的议论，或许不无过度诠释之嫌，但比起郭德纲在“江湖”中的如鱼得水，和赵本山立足“黑土”、四处出击的宏大布局，周立波在“外滩”舞台上的衣冠楚楚、洋洋自得，确实不无孤芳自赏的落寞。
期待现代文化在民间社会的扩张
到现在为止，本文有意没有提到远比郭德纲、周立波具有更大影响的赵本山。在我的判断中，虽然赵本山至今仍然是中国民间文化当仁不让的老大，但其通过央视“春晚”而走红的历史，和至今与官方保持着微妙的互动关系，都使他与郭德纲、周立波的走红，具有不同的意义。
借助“春晚”走向全国的赵本山，不断在立足“黑土”的基础上努力伸张其强大的生命力，并终于与“春晚”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以致赵本山的《不差钱》可以成为2009年“春晚”唯一不必围绕2008年伟大成就而构思的语言类节目。甚至有八卦传闻称，赵本山之所以在春晚舞台上苦苦挣扎，是出于与央视之间的默契交换——赵本山为“春晚”贡献高潮，央视则为赵本山的电视剧《关东大先生》提供一套黄金时段。此类传闻未必可信，但老赵与央视之间地位的此消彼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郭德纲、周立波与“春晚”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纠结。剧场演出的复兴和互联网传播的广泛，使他们不必借助“春晚”就已经形成全国影响；“春晚”迄今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又让公众对他们与“春晚”之间的关系，产生无数期待和想象。他们对待“春晚”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郭德纲那段对“春晚”充满调侃的《我要上春晚》，和周立波对央视文艺部主任郎昆的戏谑：“先拿郎晾在旁边，晾到伊困着为止，格个就叫郎昆。”虽然都是拒上“春晚”的宣言，但在外人的眼里，却像是与“春晚”之间欲迎先拒的秋波。其实在公众的心目中，“春晚”能否接纳郭德纲、周立波这样的“草根”明星，已经成为衡量官方媒体具有何等胸怀的试金石。作为官方文化传播最有效渠道的“春晚”，与最为草根的郭德纲、周立波之间有这样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的彼此选择、相互博弈，在以往官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完全无法想象。
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弊端之一，就在于“朝堂”对“江湖”的全面覆盖和窒息。若按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彻底失衡。政党、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刻意打碎，对民间社会的全面瓦解，使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结构得到空前强化。社会上升时期，全社会在政党的指挥之下令行禁止、团结一心，取得惊人成就。而社会快速变革和发展的“青春期”一过，“朝堂”失去一呼众应的正确性和正当性，而“江湖”又无规无矩、混乱一片。如此背景下，由赵本山、郭德纲等人代表的草根文化，在眼光纷纷向后寻找传统资源的背后，是中国民间社会重建“江湖”秩序的内在需求和努力。除了他们各自的娱乐实力之外，这种在各自领域内的江湖地位，使他们具有了文化标志性人物的意义。而周立波迄今主动选择坚守“孤岛”，也是基于对海派文化大势的正确判断而作出的明智选择。或许，随着以“海派”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扩张，周立波或他的传人，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和更尊崇的江湖地位。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报》评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