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特朗普现象是当前世界政治极化的象征性事件，因为它是美国后冷战时代构建的共识政治秩序松动的体现。所谓共识政治也就是历史终结的代称，它反映了宪制秩序的成熟，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变得趋同，围绕左右翼形成的意识形态界限模糊，选举变成了例行的选票竞争，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只有细枝末节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在共识政治宪法框架形成之后，在大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轮流执政的默契，一切具有激进性、民粹化和搅局冲动的力量就被安全地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这种共识政治模式也构成了整个后冷战时代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发展特征。

共识政治的形成有赖于二战之后的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化建设，借助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各大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共享“改革红利”的态势，做大经济蛋糕之后，建制派就可以将各种反对派力量吸纳到既有的政党政治框架之中。不管是在美国、欧洲、拉美乃至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围绕稳定的政治价值共识构造其政体秩序的成功运作。共识政治的秘诀在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由此在所有社会阶层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社会契约的团结共识，基于经济层面的多赢格局由此形成对政治正当性的集体承认。它实际上依托于经济持续发展所支撑的财政能力和福利权普及扩大的双向循环效应，依托于各大社会阶层对共享经济红利的共识，这要比各种浮面上的意识形态口号更为本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金融危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揭示出了看似稳固的共识宪制模式的脆弱性，这种宪制模式建立在一种难以承受的财政滚雪球模式之上，不容许有任何实质性的削减和松懈。而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早已出现的财富集中化和贫富分化趋势的戏剧性呈现。它宣告了共识政治和历史终结的终结：不仅经济红利无法没有限制的增长和共享，而且社会风险会极其不对称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转嫁与放大。概而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界宪法危机。

当前的政治极化现象正是共识政治危机的延伸。各种原先处于边缘死角的政治力量开始复活，而且认同和动员符号不再停留于革命世纪的阶级，而是以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少数派文化政治的面目出现。传统的政党政治不再是共识的表达，而可能变为对分裂的确认和巩固。价值冲突变得难以弥合，宪法开始丧失吸纳流动性的能力，各种沙文主义幽灵寻求安全的庇护，而渐进改革的愿景则被放弃。这些盲动的政治力量不再是简单的民粹主义，它们是动态演化的全球金融与产业格局和与之不匹配的政治空间相互冲突的结果。这些流动性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治力量，并且形成对传统政党政治和公共理性生产机制的强大破坏力和腐蚀性。

这些政治极化由于缺乏组织载体，不存在劳资冲突意义上的政治对垒，更多具有媒体的放大效应，各种匿名化的不满通过互联网空间被无限放大，回归到日常政治，则仍然是传统科层制和外交政治的逻辑。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两种政治空间的矛盾并存：共识政治和虚拟极化政治的结合。新的矛盾将不断挤压和破坏旧的框架，要求以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传统的政治形式却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宪制危机，它要比简单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更为本质和深刻。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6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