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词典编撰在欧洲成为证成其合法性重要之一环，通过对诸多名词的重新界定，形成现代知识共享的基础。而在现代中国，词典编撰一方面有其重塑现代知识的意涵，另一方面也有其政治特殊的一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Jennifer Altehenger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借助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和公开文献，着力探讨了毛泽东时代的名词词典编撰中词义之变所包含的知识信息与权力的交互关系，进而展现了中国政治生态和冷战的分分合合对词典知识生产的影响。
中国现代名词词典的编撰和晚清民国的现代转型关联很大，尤其是在上海，词典编撰既是一门新兴的生意，又是现代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而这一时期的词典编撰大体上遵循着欧洲知识体系的逻辑展开，其对名词的界定，大致还是遵循欧洲经典词典的编撰方式。伴随新中国的建立，词典编撰开始新的转向。以上海的春明书店为例，这家民国时期的左翼出版机构在建国之初继续主持词典的编撰工作，由于其性质为私营，所以在业务上仍然相对独立，因而词典编撰并未出现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春明书店的管理层也发生变化，词典编撰逐步表现出政治化的苗头，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的界定上，譬如帝国主义、人民等，在此之前，这些词基本是遵循文本的界定，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是在词性上，这些词受到冷战阵营对垒格局的影响，大量时事内容被注入其中，以彰显美国之恶和苏联之善；二是在解释词义上，则征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并将政治人物的官阶品级带入词义解释的排序之中。通过新的编撰逻辑，词典为中共政治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后，国营出版社开始主导词典编撰，受到冷战格局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其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译和推广《苏联大辞典》。但是在1957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毛泽东决定自行编撰一部中国的辞海，这项工作因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而暂停数载，而通过词典来记录新政治名词，并由此彰显政治形势的努力却一直在进行，代之出版的是《新知识词典》。但是1958年以后，中国政治和外交关系变化极快，给词典的更新带来了诸多的困难，譬如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关于苏联名词的界定不得不做出多次变动，以至于诸多相关名词在词典中被删除，苏联模式、苏联劳模等词均未能幸免，甚至连莫斯科红场是否应予收录都在词典编撰负责人那里成了头疼的问题。同样，在国内政治方面，大跃进时期创制了大量新的名词和口号，譬如三包一奖、两条腿走路，这些名词在不同年份还有变化，这给词典编撰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得不将其归入不稳定的词目。凡此种种，多不胜举，可见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词典受政治形势影响之深。
随着“文革”的到来，词典编撰又出现新的变动，其曲折和多舛则是一个更长的故事，Jennifer Altehenger的长篇论文对此有深入讨论。这篇论文以词典编撰这一切口介入，深刻揭示了毛时代政治生态的面貌：在国家中心工作不断变换之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铁桶般的中国，而是在政治形势下，各项工作时时都有难以跟上步伐之处；政治决策可以快速订出，但是落到实处则并不那么简单容易。因而当我们从政治实际来看毛泽东时代，则会看到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历史图景。（文/草苍）
Jennifer E. Altetenger, “On Difficult New Terms: The business of lexicography in Mao Era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