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刊的封面选题颇不寻常，“机器社会的降临”这个专题凸显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种新挑战：当和传统意义上完全不同的机器深度介入到人类生活时，我们该如何面对？
这个专题下的四篇文章，依笔者来看，前两篇仍然是延续着基于二战以来控制论的背景，所述之事可以溯源到控制论诞生前后人们对自动机的一些设想，而不仅仅局限于目前风头正劲的人工智能，这种更大时间跨度的历史性回顾显然超越了当前对AI的种种不同理解，毕竟AI不是凭空诞生，虽然不必上溯到古希腊，但如果没有控制论这个思想上的母亲，那么所谓的人工神经网络、以计算功能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符号主义、行为主义等诸多AI研究的理论主张，将无法解释其历史渊源。
金观涛先生在“反思‘人工智能革命’”一文中，从一个别出心裁的角度来论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科技与人文二元对立的原因，即最近数十年来人们对“智能”的认识发生了退步，早期AI对智能核心特征符号、知识方面的把握被人工神经网络所替代，从而退化到了生物学上的行为主义，这种对智能的再次“袪魅”使得人类智能最核心的特征：在丰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运用符号的能力在最新的AI革命中逐渐淡化，从而导致了AI与人文价值的对立加剧。
王晓在文中则表述了一种与金文不同的乐观场景，一方面从技术上阐述了当前的人工智能——毋宁说是控制论意义下的“智能机器”，当下并未具备代替人类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似乎溯源到了拉丁语中“控制论”（cybernetique）这个单词从希腊语的舵手本义中引申出来的 “统治者”含义，将这场新的智能机器革命融入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例如群体智能、社会机器，使之在社会发展中可以发挥正面的治理作用，这似乎也是控制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经常讨论的主题，从而引出当年DARPA主导人工智能早期研究支持的利克莱德所提出的“人机共生”，即通过人类和机器的紧密协作和友好交互来提升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文中的机器，显然也不是利克莱德所处时代中对机器的理解，它不仅是人类智能的增强，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性合作所导致的机制，即所谓的“社会机器”。但是从历史来看，利克莱德的立场与王文不同，利氏当年在论文中并未断然否认AI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水平，而是猜测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就此而言，AI的奠基人之一麦卡锡也持同样观点。
来自产业界的AI专家刘锋在该专题下的第三篇文章中则提出了“互联网云脑”的概念，他在功能、资源、结构等多个维度把互联网下的数据、计算等智能基础设施资源，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上类比成一个与人脑类似的物理上的“云脑”，如果将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智能计算资源作为一台庞大的虚拟机器的话，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上“机器拟人化”的古老立场，但与历史上Vaucanson的机器鸭或长笛手相比，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机器拟人化”表现的是当前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在算法支配下可以产生的无限潜力，文章体现了一种基于技术发展历史性趋势的宏伟预见。
吕超则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了人类和AI的关系，他并未在技术上如王晓文章中那样来评判AI和人工智能的差异，而是在科幻文学这个和现实技术成就几乎无关的层次上，以宏观的历史主义视角，对西方和中国的科幻作品中的AI和机器人主题，考察其中的伦理问题，从而反思人类和智能机器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看法：要从一种一元论的立场来考察人类自我进化和AI技术的升级发展，这样就把人和技术的二元关系，转化为对人类本身的思考。
这期专题所展现的四个不同视角，反映了机器、社会与人文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三个概念其实在不同历史语境和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下，其含义既有连续性的传统继承，也有随着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意义变化，这四篇文章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启了一扇大门，门后的世界也将在未来的探索中逐渐展开。
——华远国旅集团高级副总裁 陈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