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中国现代化的环境制约与民生经济的缺失
讲可持续发展就要讲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基本体制的可持续问题。首先来看资源环境。以中国的资源环境条件论，可以和西亚、北非这一带比，而不宜与北美、南美比，也不适合与欧洲、俄罗斯、南亚、东南亚这些地方比。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积只有12%，适合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居住的只有9.8%。我们只有全世界7%左右的耕地和4%左右的水。用这样的资源来追求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越快可能就麻烦越大。如果我们追求高增长，那么今天的超前的受益中，一定有部分代价是要转给子孙后代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已经居世界第四了。总的来说，从资源环境来看，中国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我们用资源条件作一个横向对比，会发现中国本来应该是世界上饥饿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与中国资源环境条件类似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严重的饥饿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是一个饥饿指数比较低的国家，其实这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谓饥饿问题，其实并不是资源完全不可支撑人口，而是有大量的本来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高比例的转变为生物燃料的生产，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从生物原料，从能源市场价格预测来看，饥饿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世界上几个粮食品种的生产率都是在下降的，这也是不可逆的。
去年中国CPI上涨的贡献中有90%左右来自于食品，食品上涨原因65%来源于国际。客观来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它一定出现这样的现象：过剩的金融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炒作，结果带来剧烈的价格波动。而这个剧烈波动是传导的，最终会传导到人类的基本生存品——粮食生产上。如果生物燃料价格继续上扬，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这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我们也得承认：人类，特别是南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饥饿问题。我们不带任何价值观，不说好坏对错，客观结果一定会这样。
回头再来说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为什么每次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总是幸免于难？请注意中国建国之初就曾有经济危机，到现在已经面临第七次经济危机了。总结这七次经济危机，一般而言，凡是能够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软着陆。凡是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硬着陆。1949年因为土地革命，农民的地位高，不能转嫁危机，于是硬着陆。1958年以后那次经济危机，向农村转移了2000万城市过剩劳动力，于是城市就相对软着陆了。然后1968年，又向农村转移2000万知青，又软着陆了。1980年，农村已经无法承担这种转嫁了，于是城市就出现了4000万待业青年，社会犯罪剧增。导致了大量招收临时工，打开厂门办三产的局面。所有单位都办三产，乃至于国家机关也办三产，办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腐败。当城市无法让经济危机向农村转嫁的时候，城市硬着陆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这次危机，因为农民工没有国民待遇，所以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等于又向三农转嫁一次。而我们4万亿投资中，只有9%是用于农村基本建设的，却有大批投资是用于加强和城市相关的基本建设。这样一来，可能还得大规模征占土地，还得占用农村资源，因此救市对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说。上述这些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城乡对立、二元体制结构矛盾之下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为了方便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不妨作一个国际比较，这里借用王绍光教授的一组数据。世界上被认为更趋向于社会主义的那些福利国家，其财税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58%以上。这里以55%为上限，45%为下限，财税占比55%以上的国家，可以叫做左翼国家，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国家，45%以下可以说是偏右的国家。要是这个数字在35%以下，根本不具备讨论左与右这个问题的资格。而我们最接近市场化改革的阶段，中国财税占比是百分之十点一几，那时候的财政养活不了官员，也养活不了军队，于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腐败。
财税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百分之三十多，逐步降到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一点几。这个过程本身，也可以说是政府在不断甩包袱。甩到最后，没有什么可甩的时候，社会矛盾加大，不断形成压力，这个压力反过来，迫使政府承担责任。总之，财政占比又调整到20%以上，发展战略就转变成强调可持续发展了。这时候财政转移支付就增加了，提出了“两个反哺”。
因此，我说可持续战略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你能不能稳定。如果我们在救市行动中，更多的去占有了资源，而不给生存相关度过强的这些普通民众、百姓，不给他们基本的权利，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不太好。现在中国自身已经到了资本过剩的阶段，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投资方向，更多的向县以下投资；如果能够把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形成第一次产值，改变为对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变成第二次产值，那会使国内的过剩资本和过剩生产能力，有一个消化的机会。
因此，我们说可持续发展第一个问题是稳定，实现稳定的第一个要义关键是改变投资结构，改变投资方向。如果一定要有个主义的话，我希望就是民生主义，请放手让民生经济发展一次。
石小敏
调整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协调
今天这场讨论显然是这场金融危机刺激起来的。现在关于危机的理论讨论基本分成两块，一块是周期理论，二十几年的与IT、金融创新、全球化紧密相连的高增长结束了。下一轮高增长什么时候到来？有没有新的大产业？这是周期理论讨论的问题。另外一块是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大致分两个层次，金融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的讨论，包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各家理论的比较；最后是政治经济的讨论，讲世界格局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
这次危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千年危机和百年危机撞在一起。所谓千年危机就是环境、气候、能源也走到一个临界点上了，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撞在一起。面对双重危机我们如何来找出解决路径。奥巴马的新能源革命就是企图通过这一革命在10年之内找出一个发展成20万亿到30万亿的新的大产业，从根本上发展起低碳经济来，重新在产业和道义上获得制高点，继续领导全球。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影响和中期影响。短期影响就是确保增长速度，政府和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关注，出台了不少政策。第二个就是讨论人民币外汇投资的损失。但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是中长期的影响，支持我们30年高增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段高成长背后的整个增长模式、制度结构和政策结构，被迫开始进行调整。
胡锦涛同志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把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提。在报告中，他还提到了“不折腾”。现在很多人都在尝试诠释它。就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我想新民主主义、30年的计划经济、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中有哪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借鉴的？就是把土地的权益相对合理地赋予农民。而我们十七大已经提出了给人民以财产权，我们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要加大农地的流转实验。我们政府这几年来，在免除农业税和提高征地补偿上也迈出了一些步子。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把土地的权益进一步赋予农民。
第二点，就是所谓的“不折腾”。我想我们改革30年，很多改革的步骤并不是协调配合很好，很多时候是前腿拖着后腿走，经济拖着政治走。近些年我们搭上全球化的快车，走得更快了，但是这个步伐显然是错乱的，经济这条腿一直在往前走，另一条腿却原地不动。今天全球化停顿了，我们似乎不会走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两条腿理顺了走，拿出更好的发展模式来。做比较研究的，能不能给出更详细的解读；做近期研究的，能不能说明我们的起步在哪儿？能不能在解决危机的时候，把消费、民生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部分？我们现在的激励措施，究竟是以人为本，调整我们的结构，还是仅仅为了保住那个数字8？我看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王建
资本主义的未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以来，我们始终面临一个矛盾。搞了市场化的改革，那么政府、党就得接近市场，否则的话你怎么实现市场化呢？这个市场化是靠资本力量推动的。但是我们党和政府又不愿意站到劳动者的对立面。我们就用了一个跛腿前行的办法。但这种情况能不能长时间维持呢？这次新全球化当中，出现了一场金融风暴。因为发达国家在救市行动当中，采取了很多国有化的办法，让人们觉得中国今天走的道路，可能会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引入市场经济，可能就有生命力了。
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全球金融风暴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思考清楚了，我们可能就能看清楚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就能确定它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拢，还是继续往前走，或者 酝酿着很强大的力量带着我们继续向它那边靠。“天不变，道亦不变”，每个事物都有一种属于其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个质的规定性要变了，就不是这个事物了。我以为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本性是没有变的。这种过剩是因为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导致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当中，生产力要突破生产关系，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给自己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所证明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为了争夺殖民地，解决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确实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的方式带来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毁灭。故而资本主义呼唤制度改良，凯恩斯代表的财政资本主义就脱颖而出。用国家权力，用财政负债，来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这样给资本的生产开拓了一个新边界。在这种改良之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工人被吸收到中产阶级之中，消费市场扩大了。资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又可以满足它的利润需求。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生产能力再继续扩大，也就是国内市场开始饱和的时候，利润又饱和了。因为财政资本主义可以给它提供的国内的消费空间就这么大。 70年代演变成了滞胀，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实际的需求增长，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所以从70年代到8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运行。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开启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代。新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然后是军事资本主义，然后是财政资本主义，到现在我把它叫做虚拟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金融资本主义。所谓金融资本主义，就是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生产过剩的机制。
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虚拟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历史进步，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将国家负债变成了一种企业和居民的全体负债，显然这个负债能力要大于国家的负债能力，从而它又创造了一个新的需求。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历史的维度来推演，资本主义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当然有发展空间了。这个空间就在于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还没有转移完。产业没有转移完，它的资本就会继续推动产业资本外移，然后就会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不断发展的生产能力，形成了不断可以向它提供贸易逆差的机会。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逆差扩大，拿到了外汇以后，就有向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投资的要求，这个机制是不断放大的。这个过程没有完。
人们常说在发达国家，在超市里面，90%都是“中国制造”，但那只是一般消费品，资本物品的制造，主要还在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里面，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重工业，这个大头没有动，这个大头还要继续在新全球化推动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这个前提出发，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向海外投资，这个过程就没有结束。只要这个过程不结束，就有继续推动全球化或者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力量。现在这波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我认为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讨论
资源约束与可持续发展
曹远征：温铁军说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性，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王建说全球资本的扩张趋势还在继续，发达国家有很多重工业还没有转移出来。那么你们怎么解释你们观点之间的冲突？你们认为前景会是什么样？
王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沿着传统的工业技术路线走的，以资源而论，确实有瓶颈。比如石油，大概能用几十年，这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空间。我们只能通过技术的创新来解决资源瓶颈。资本主义发展也是通过几次技术创新解决它的瓶颈问题，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化当年是通过煤，后来到美国变成石油了，我认为技术创新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温铁军：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应该说从咱们80年代初搞改革时候，已经对此有所讨论了，当时罗马俱乐部的一些讨论，国内就有所注意。从那儿以后，就逐渐不再讨论了。直到最近这些年，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逐渐升级成非常尖锐的矛盾时，我们才好像比较多地关注。比如说王建说的技术进步，或者是新的领域不断拓展，包括石小敏刚才讲的奥巴马在搞大的投资来推动新能源产业化。但是你从科学相对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正反馈一定是另外一方面的负反馈。眼前的获利，不过是未来的麻烦。当然我愿意相信技术进步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还是保持一种忧虑。
除了以上发言者外，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还有：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木生（税务杂志社社长）
高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迅（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
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巡视员）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袁剑（独立评论人）
赵晖（冶方研究基金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