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2015年1月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上以《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为题，不无夸张地指出：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该观点的学术性加以缠辩，或许会错失问题的真正价值。这套修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如何接受这一经济现实，并对这一转变做出恰当的反应。

两百年来，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历过两次结构性变化。1815年英国击败拿破仑，开启不列颠百年治世，殖民帝国无远弗届，英镑被尊为全球货币，英国并不吝以战争推行贸易规则、保障市场自由。一战后，英国放弃主导地位，而美国最初并不愿承担新的责任。但政治孤立主义无法断绝与欧洲的商业来往，美元取代英镑，美国公司成为全球样板。总之，是经济现实将美国推上了领导地位。二战后，美国终于开始主动履行职责，在联合国的创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从而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但是，与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体制对抗，似乎使美国人顽固地认为，世界经济只能是一场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美国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从而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权利。同时，以单边主义追求一己之私，强势推行并不公平的世贸制度，无意建立更加稳定的新秩序。以这些短期行为为基础，美国意欲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从长期看来却总是适得其反。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为纾解地区困局解囊千亿美元，美国却釜底抽薪，一手干预宫泽计划的实施，一手对亚洲各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高利率的财政政策，结果使其在亚洲的经济形象大打折扣。究其根本，同样有零和博弈的意识形态在其中作祟。

也正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美国人无法接受中国第一的现实。其国内经济政策导致的产业工人高失业率被算在中国制造业的头上，却扭捏着不肯承认出口商品的大幅增长与中国的快速发展高度相关。事实上，中国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朽，反而有可能形成良性互补。更何况，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重大影响更体现在政治经济观念的软实力上。中国崛起使得美国有机会反观自身的经济模式，反思美国模式应当如何使更多国人受益，从而推进自身改革。

破除零和博弈的观念，除了会带来经济改革的契机，也会由之拓展到对外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已经在这个方面陷得太深。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连接成巨大的货物流转网络，却力图将中国排除出去；当其他G20国家赞同应以贡献决定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地位，美国人却坚决反对中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当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拼尽全力封锁变革旧秩序的任何努力；当中国试图建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与亚洲各国谋求共赢格局，美国却高声叫嚣以武力重返亚洲、实现亚太再平衡。然而，事实证明，种种遏制政策不但无效，反而在严重破坏美国的自信。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新的经济现实，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机遇。中美利益错综复杂，但一个新的国际政经新秩序对双方来说皆具利好。美国人或许并不喜欢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秩序，但也无力改变经济现实背后的客观规律。因而，关键是如何去正确地做出回应——首要地，就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意识形态误区。当然，另一个关键在于，中国人又会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世纪”。  （文/木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