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
试想这样的场景：阒无一人的城市街道，破败荒芜的乡村原野，而远处是一群开始腐烂的僵尸来袭⋯⋯这就是在美国的影视剧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类型片：僵尸剧。这一影视类型及其表现的主题是如此风靡，以至于产生了一门独特的知识：僵尸学（Zombiology）。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主题，据称已经成为五角大楼的研究对象，美国一些大学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专业也开设了以此为主题的课程。本文便是以此为考察对象，讨论文明世界中的“敌人”概念。
和飓风、地震、海啸等人类世界固有的自然灾害不同，僵尸构成了文明世界的外部威胁。但它又和外星人入侵的主题有差别，因为后者在这个世界即人类文明之外，而僵尸则是这个世界内部产生的、正常人被原因不明的病菌感染或被僵尸咬伤后变成的。故而，在自然世界、文明世界和异类文明之间，僵尸主题构成了文明世界的敌人，而文明世界也在应对这一敌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确认自己的边界。
影视剧属于大众文化之一种，僵尸主题的影视剧拥有巨量受众，因此这里所说的文明世界不仅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世界，也是当前美国和欧洲的日常文明世界。事实上，僵尸剧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流行，离不开冷战的背景。在冷战顶峰的核威胁阶段，对核打击的恐惧催生了僵尸想象，以及生存主义在美国民间的流行——当然，就生存主义而言，还有另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即对西部荒野的征服，这在特纳的美国边疆论中得到了完整的政治学论述，在此不赘。
僵尸之所以是文明世界的敌人，在于它们无法用文明世界的逻辑穿透，形成了对文明世界的毁灭性威胁。因此，如果我们克服心理上的不适，把僵尸仅仅看做一种文明的符号与象征，那么它不仅是希罗多德笔下大流士的“不死军”、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也是十字军眼中的阿拉伯人、麦卡锡主义者眼中的红色分子，甚至是——如果不考虑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话——近年来涌入欧洲的、混杂着数量不明恐怖分子的叙利亚难民。克服这一敌人而不必使自身堕入敌人的逻辑，成为文明世界的巨大考验。
本文所依据的对象，是美国AMC有线电视网在2010年10月31日起开播的连续剧《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此剧至今尚未完结，已播放到第六季，并于2011年获第68届金球奖最佳剧集提名。故事的主体，是亚特兰大一座城郊小镇的副警长瑞克，在僵尸遍布的世界中和家人、朋友一起求生的惊险故事，据称是电视史上第一部正宗的僵尸电视剧。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美剧剧情的政治学分析，揭示出英美世界中的“敌人”概念及其对文明世界的冲击。
毁灭：文明世界的三重屏障
戴尔之死、肖恩之死和赫谢尔之死，分别隐喻人性之维、友爱之维和宗教之维的消亡。
建城或者建国（Founding）主题，是自罗慕洛的罗马建城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中的重大主题。然而，文明毁灭的主题却并不常见，比如迦太基的毁灭、罗马的陷落，通常是史家的偏爱而非政治哲学家的主题，后者顶多会将衰亡（Fall）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毁灭的主题似乎过于严酷。而这恰恰是《行尸走肉》的起点。
《行尸走肉》将主人公设定为有着警察身份的瑞克，用意显而易见，警察是文明世界的秩序守护者。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不是同为秩序守护者的军人？剧中提供的一个说法是，成建制的部队在僵尸来袭的第一波中就被摧毁了，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一个解释是，虽然警察和军人都是秩序的守护者，但前者主要是为了对付内部的敌人，后者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导演作此设定似乎是在暗示，僵尸的威胁主要产生自文明世界内部。而事实也是如此，在剧作中，那些像潮水一般涌来的面目可怖的行尸，正是正常人感染病毒后变成的。他们此前或许是医生、教师以及白领，但在成为僵尸后一律变成了只知撕咬活体生物的可怕物种，活人在被他们撕咬后将被感染，不可逆地变成行尸。它们无法讲话、无法思考、无法彼此交流，成群结队地缓慢行走，仅存的一丝意识只能辨认出活物并撕咬，因此被称为The Walking Dead，字面意思即行走的死人，即行尸。
上述特征正是文明世界对“敌人”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敌人未必真的无法说话、思考和交流，而是“文明人”无法识别、或不愿识别他们的语言和思维。剧作也从未试图认真描述行尸是如何聚集和行动的，只有一些简单的提示比如气味、声音可以刺激它们聚集。换言之，这群文明世界的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没有呈现出任何组织结构、动员力量和行动方案。在《行尸走肉》第一季的结尾，疾控中心试图研究行尸爆发的奥秘，但最终失败了，这意味着文明世界的“知识”抵达了自己的边界。行尸不仅是行动上的敌人，也是知识上的敌人。随后我们还将证明，它们还是情感、信仰上的敌人。它们对文明世界的冲击，使后者层层剥落，从而不无残酷地勾勒出一条文明毁灭的轨迹。
最先毁灭的是剧中所称的“人性”之维，由剧中人物戴尔（Dale）所代表，构成了文明世界的外围。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波瘟疫爆发后从文明世界消失的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不幸者，他们非常悲惨地变成了行尸，即自身世界的敌人（至于背后的逻辑我们不清楚，剧情只提示被咬或者感染是变异原因）；另一部分则是剧中人物经常说的“弱者”。这类弱者不仅仅指老弱病残，还包括那些体能以及心智上的弱者，比如缺乏锻炼的人（美国流行文化中对体能孱弱者有种近乎病态的歧视，健身和塑形则被极端化为图腾崇拜）、心理素质差的人（包括危机来临之后的厌世者、下不去手杀死敌人的人）。如果说不幸者的死亡或变异主要是机运使然，那么弱者则是首先被淘汰的人，他们构成了文明世界中的漂浮物，而非有机部分。这类弱者出现在整个剧情的各个部分，几乎无一例外首先倒下。
戴尔是一位老者，他原本计划在退休之后和老伴一起旅行，但妻子不幸在计划开始前就罹患癌症去世，他只能独自远行，独自遭遇行尸爆发，直到后来遇到其他幸存者们。戴尔身上集中了文明世界的闪光点，他有着柏拉图所说的睿智、冷静与审慎这些古典德性，同时，他也拥有幽默这一现代社会中的美好品质——如果不是德性的话。他所拥有的这些品质以及不无重要的物资装备，包括枪和房车，使他成为幸存者临时营地的核心人物，直到他们遇到主人公瑞克之前。在团队中，戴尔既是一个相当自立的人，同时也对同伴们抱持着足够的责任心，比如对一双姐妹施以援手、时刻关注其他幸存者的心理变化、对周遭事物保持着关心和警惕，不忘以文明人的标准衡量，而恰恰是最后一点使他丧命。
危险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它来自文明世界担纲者的自我要求：当敌人带来的失序（Disorder）成为普遍状态，文明的担纲者是否要介入、又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如果这个代价是生命呢？将戴尔至于生死险境的不是他之前在意的撒谎、欺骗这类日常伦理，而是一个文明世界的底线选择：要不要杀死同为幸存者的俘虏？在秩序已经崩溃的前提下，杀死这个同类不会有道德之外的风险，而不杀则面临很大的隐患，有可能会招来他疯狂复仇的同伙。戴尔诉诸的正是“人性”这一普世准则，他强烈认为这会使幸存者团队失去基本的道德基础，并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诉诸的解决方案也正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多数原则。经过表决，多数人同意杀死俘虏。戴尔对此无可奈何，但他知道这一表决意味着文明世界的尽头。文明人通过民主程序自己杀死了文明的基础，即对生命的尊重。至此，戴尔的生命也不无偶然地走向终点。
在人性的屏障失去之后，文明世界的友爱之维同样遭受残酷考验。在古典政治哲学家看来，友爱是城邦政治的基础，也是公民之爱的原初状态。如果我们把幸存者团队看做一个移动着的小型城邦，那么维系城邦的友爱之维就极为重要。设若人性之维相当于万民法，那么友爱之维就类似于市民法。这是因为，即便丢掉所谓的人性，城邦起码还会是一个共同体，正如黑帮也可以是兄弟同心的紧密团体一样。然而，剧情的发展让友爱之维开始破裂。这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瑞克和密友肖恩之间的关系变化来呈现的。
从剧情一开始，老朋友瑞克和肖恩的友谊就处于随时可能崩塌的张力之下。他们是同一个镇的警员，有着袍泽之谊。在剧情刚开始的行动中，瑞克身负重伤，这让队友肖恩误以为他在随后的行尸爆发中死去，便和瑞克的妻子搞到了一起。瑞克的归来以及和妻儿的重逢让肖恩五味杂陈，一度动了杀机。但这显然不是重点，因为瑞克对这一切都蒙在鼓里。引起争执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肖恩在处理一系列事情时所表现出的处事原则，即对待人命的态度。肖恩至少有三次杀人企图，即企图谋杀瑞克（因为私情），企图谋杀队友（因为怕拖后腿），企图杀死俘虏（怕暴露行踪）。第一次没有能够下得去手，第三次被突发事件打乱，而第二次则成功了。
瑞克最终亲手杀死了已经感染病毒的肖恩。这既可以看作城邦之中友爱的终结，也可以说是瑞克扼杀了另一重自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肖恩都像是瑞克性格中的另一重影子：他的嗜杀、欺骗、狡诈，都是在日常的文明世界中被规训和压抑的部分，在行尸爆发后统统爆发了出来。这些特质是文明的第一重屏障人性之维被突破之后的必然结果，如果任由其泛滥，这个团队（或者说移动的城邦）必然走向解体并沦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瑞克扼杀了这种可能性，一方面维护了城邦之内残存的正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正义的标准开始下降，一种有别于友爱政治的、有着独裁政治倾向的内部治理方式开始浮现，这将是接下来剧情的主要内容。
在第四季临近结束的时候，另一位老人赫谢尔被杀，而且是以一种被斩首的极端方式死去，而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赫谢尔的死，寓意着文明世界的核心层——宗教之维的坍塌。赫谢尔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救治伤病是他的专业，宗教信条是他的准则，他本人也是相信救赎的，这从他对待行尸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赫谢尔将行尸囚禁在自己庄园的谷仓，这些行尸在灾变前大都是他的家人。这与其说是赫谢尔对家人的不舍，不如说是他对救赎的信念：他拒绝相信他们是丧失了灵魂的怪物，以至于需要用处死异教徒版的方式彻底杀死。基于这一信念，赫谢尔拒绝相信瑞克及其团队，他答应收留他们，仅仅是出于虔诚者的信条。赫谢尔是生活在瑞克城邦之外的人，或者说，他一直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外围——这从他居住的庄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文明世界的倒塌最终波及到这个世外桃源。
瑞克及其团队击溃了赫谢尔的宗教信念，方式便是将血淋淋的现实展示在他的眼前。瑞克试图让赫谢尔相信，信仰无法对城邦之外的行尸起作用，在敌人面前，有效手段只有肉体消灭。最终，赫谢尔放弃自己的信仰，变成了瑞克团队中的重要一员，并在之后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他被另一个意义上的敌人斩首。
赫谢尔之后，文明世界彻底隐匿，一个真正的行尸走肉的世界降临，那里没有人性、没有友爱、没有救赎，也很难说有希望。这是一个真正黑暗的战争时代，我们早在上古神话中就见识过它的踪迹。赫西俄德的《神谱》将其命名为黑铁时代。
战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
战争中形成的人性必须再次转化，否则无法维持战争的正义性。
在《行尸走肉》第二季第八集中，瑞克第一次杀死活人，两个闯进酒馆的暴徒。从此刻开始，他们发现，自己并非仅有的幸存者，存活下来的人类还有很多。只不过，此刻的世界早已不是文明社会，那个躲在汽车背后穿西装的男人，很有可能冷不防给你一枪，然后抢走你的食物和装备。构成致命威胁的，不仅是那些行尸，更是那些丧失了文明世界基本准则的同类，他们残忍、狡猾、不择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存活下来却丧失了文明世界基本准则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另一种意义上的Walking Dead。严酷的战争，此时才真正开始。剧集从这里开始，进入了另一重空间：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什么才是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何在？
杀人，是一个危险的开端。这让人想起该隐的故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而正是从杀人开始，瑞克团队就开始了飘荡的历程。眼前的世界似乎从现代文明社会瞬间回到了奥德修斯的世界，那个世界由无数个小城邦构成，彼此隔离、政教不同、风俗各异，相互之间处于准战争状态。瑞克团队也以奥德修斯的姿态在大地上游荡，经过许多城邦，见识许多人性，寻找渺茫的归家之路。他们必须在见到同类的一瞬间做出判断，对方究竟是青面獠牙的食人族，还是可以对话的文明人。他们需要即刻回答一个残酷的问题：要不要杀人，在怎样的情境下可以杀人？
瑞克一直试图为自己的团队建立某种底线，即人之为人的底线，而不必被敌人的逻辑所同化。在第三季第一集，瑞克的儿子想要打开一罐宠物罐头来吃，被他严厉阻止，在瑞克看来，这种饥不择食的行为击穿了人的底线。保持个体作为人类的尊严，是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对于团队而言，对杀人的约束也使他们有别于其他掠食者。在瑞克构建的小型城邦里，维系成员之间的纽带不仅仅是共同谋生，或者战斗之谊，还有共同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对人命的基本尊重，以及团队内部的民主制。瑞克通过三个问题来鉴别求助者能否获准进入他的团队：你杀过丧尸吗？你杀过活人吗？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鉴别求助者的战斗能力，弱者早已不适合这个世界；后两个问题是为了鉴别求助者的道德底线。在这些内部原则中，正是民主制使瑞克团队有别于其他的团伙。瑞克本人当然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他勇敢、无私、敏锐、负责，但他并没有僭越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大的决策方面通常都会遵循票决制。
民主制显然不是末世中各种团体的共同准则，《行尸走肉》第三、第四季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敌人，一个僭主制社区。在这个名为Woodbury的小镇上，总督菲利普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野心家。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小镇的内部运作机制，小镇看似固若金汤，内部秩序井然、歌舞升平，和正常的文明社会并没有两样，但种种线索表明，这是一个非正义的城邦。首要的证据是，用以维持小镇秩序的武力和物资来源不正当。菲利普的团伙设计围歼了一小支军队，将他们全部杀死并拿走了武器装备。其次，菲利普竭力维持他的个人权威和公众形象，哪怕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这在他和小镇居民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来，他似乎并不是由某种选举程序产生的统治者，居民对他而言更像是被圈养的“人口”而非“人民”，他用安全和物质的诱惑笼络他们，并在居民的仰视中得到满足。最后，菲利普还在进行着某种秘密的试验，他饲养行尸（包括死去的女儿）、拿行尸做实验，目的似乎是为了掌握其中的秘密，从而统治更大的地盘。
两个团体最终发生了战争，起因自然是地盘之争，以及不无重要的人心之争——瑞克团队有几个人到了对方那里，有些回来了，但也有人没回来或者说在犹豫。经过尔虞我诈的互相试探和各种一波三折的战斗，瑞克一方赢得了胜利。值得玩味的是剧情中菲利普团伙的溃败。战斗结束后，菲利普率残部返回小镇，大部分成员对此次战斗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为何攻击的对象是无辜的人，而非行尸？菲利普无法对这种根本性的质疑给出答案，于是把他们悉数杀害，仅有一名女成员逃过一劫，被瑞克所救。而菲利普本人的下场和历史上的僭主也很像：被自己的手下夺走大权，余下的人投奔至瑞克团队。至此，僭主制试验宣告失败。
瑞克团队在与同类的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战争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不掠夺他人财物，不滥杀无辜，不到迫不得已不使用武力，对俘虏的人道主义，以及最为重要的一条：战争是为了恢复战前状态。在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中，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目的，将杀人变成习惯，或者像僭主制的菲利普一样，将战争看做扩大地盘、实现野心的机会。而瑞克等人应对侵袭或发起战斗的原因和目的，无非是为了夺回物资、援救队友，或者被迫反击。他们从未主动对同类发起攻击，相反总是尽可能地对善意的路人施以援手。正是对“生而为人”的强烈认同，使他们区别于the Walking Dead，不论是真正的行尸还是丧失了人性的匪帮。也正是这一点，为这个微茫的末世带来一丝亮色，这固然是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需要，但也使我们的理论阐述成为可能，否则“正义的战争”将失去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作为正义战争基础的人性，和行尸爆发前，由戴尔所代表的、作为文明世界外围的人性已经全然不同。这一人性是经过战争历练，饱受内心巨大煎熬之后的结果，它坚韧、冷酷、果决、对世界抱有期待，同时又充满挣扎、怀疑和自我否定。正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说，“与恶魔斗争的人要时刻警惕，以免自己也变成恶魔。如果你久久地注视着深渊，那深渊同时也在注视着你”。被敌人所改变的人性必须再次转化，实现重生，否则无法持续。
重生：我们是谁？
在普遍和平到来之前，文明的孤立主义是否可能、是否可欲？
在第五季的后半部分，《行尸走肉》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主题：在战争使文明人野蛮化，并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野蛮”状态时，重新文明化（Recivilization）有无可能？这个问题不像卢梭提出的“文明的一跃”那样轻盈，和美国历史上的“重建”（Rebuilding）主题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有着深刻的属灵意味。
进入这个主题之前，瑞克团队经历了一个希望破灭的过程。从第四季开始，在许多人都会经过的铁路沿线，出现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终点站”布告牌。这个布告牌详细标注了前往此处的路线，并允诺可以为人们提供庇护之所。对于那些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朝不保夕的人们来说，这无异于真正意义上的福音，一种弥赛亚主义的降临。终点站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衣食和庇护，更在于它宣告了战争的终点：只要到达此处，此前所有的痛苦和纠结都可以画上句号。行尸带来的危险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将宣告终结。还有什么比这更具诱惑力的呢？而瑞克一行人历经凶险到达此处后，看到的似乎也正是一个“历史终结”后的世界：人们悠闲地烤肉，热情地张罗远道而来的幸存者。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警觉告诉瑞克，这里或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
结局没有超出瑞克等人的预料。在表面的热情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这是一个凶险的人肉作坊。这里的人们以终点站为诱饵，捕获那些心存希冀的幸存者，并以他们为食。经过机智而惊险的抗争，瑞克团队最终逃离了魔爪，但带来的阴影是巨大的，这一事件以令人惊惧的方式宣告，这个血色末世并没有弥赛亚，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救赎，它不仅对人们的体力和意志进行着持续的考验，也将改造幸存者的灵魂。经过“终点站”改造的灵魂不相信任何许诺，不论这一许诺以何种方式作出。没有任何彼岸，拥有的只是无尽的厮杀和求生。唯一能够慰藉彼此的，只有彼此的体温和一息尚存的心跳。
正因如此，当瑞克团队跋涉后来到另一个祥和的社区时，同样的不安和疑虑笼罩着每一个人。社区的主人迪安娜试图让瑞克相信，这一社区是文明社会的延续，除了外部的高墙和瞭望塔之外，社区的内部生活、组织原则和议事机制与灾变前的世界没有任何区别。社区之所以能从遍地狼烟的末世幸存下来，纯属偶然和机运，和社区领导人迪安娜此前作为州议员的政治身份不无关系。这一社区是此前战备规划的产物，因此其能源供应和防卫措施足够应对行尸的侵袭，而迪安娜本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信仰则保证了社区内部的民主制运行。
巨大的诱惑摆在瑞克团队面前：选择归化（或重新文明化），还是选择篡位夺权？后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野蛮人思维，或者像之前的僭主制模式一样，而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那就是：在普遍的战争状态下，封闭的文明孤岛无法存活。换言之，除非消除与行尸之间的普遍战争，否则无法建立真正有根基的文明。迪安娜社区的人们从未直面过残酷的战争，无论是对行尸的战争还是对同类的战争，他们延续着此前文明社会的思维和行动，并习以为常。做出第一个选择即归化并不真正困难，他们只需要忘掉此前发生的一切，暂时忘掉墙外的威胁，重新拾起灾变前的生活记忆和习惯即可。每天都还有Party，能Happy，为什么不呢？
但他们最终拒绝了归化，这一行动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在普遍的和平到来之前，文明世界无法以孤立主义的姿态存在？当然，剧情是通过人物和行动来表达这一点的。在瑞克他们看来，这一纯属“偶然和机运”的社区必须被接管，否则其存活只能依靠运气，而灭亡则是必然。支撑这一判断的与其说是理性，毋宁是习惯，基于长期战争而养成的警觉。团队重要成员之一达里尔拒绝接受这一选择，继续保持游猎状态，瑞克本人也以一种社区居民无法理解的姿态保持着高度戒备。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危险从未消除，而要应对危险，必须改变社区的存在方式，民主制必须改变为战时状态。
历史的终结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历史并没有真的终结。在社区居民蒙上眼睛的时候，历史正在呈现出它“理性的狡计”。剧情的发展验证了瑞克等人的判断，承平日久的居民必须拿起武器勇敢面对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赢得一线生机。循环往复的剧情并不能搁置一个终极问题：要不要回到文明状态，如何回到文明状态？对于前一个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天生杀人狂，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人人为敌的世界。但如何才能回到这一状态？答案并不明朗。
从第六季开始，导演似乎要为剧情设置另一种可能性，即走出战争状态、实现重生的可能性，这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摩根（Morgan）的命运和选择来呈现的。摩根从第一季便出现在剧中，他曾与瑞克相遇，在丧失爱子后，有过一段自暴自弃、相当狂乱的经历，后来他遇到一位犯罪心理分析师，从后者那里学到了高超的棍术，并受其感化。后者在和他的对话中给他讲述了重要的理念：除了杀人，你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人是有可能被救赎的，你需要去寻找那些和你有相同信仰的人。自此之后，摩根开始拒绝杀人，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让瑞克及其队友十分愤怒。摩根在一些具体情势中做出的选择的确让人恼火，但需要承认，这是走出战争状态的唯一出路。
幸存者们必须通过行动来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与重负。不得不承认，人道与文明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苟活是如此简单。此前所有的经历表明，匪帮和僭主制是不可取的，文明的孤立主义也是昙花一现，出路只能是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经过战争洗涤的、遍布与敌人遭遇留下的伤痕，但它又充满战斗意识和救赎精神，以普遍和平为己任。这种新生的人道主义必须胜利，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布满行尸走肉的世界。
结语：两种敌人与难民政治的未来
《行尸走肉》整个剧情中出现了两种意义上的敌人，一种是绝对意义上的敌人即行尸，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敌人即人类。幸存者在持续对抗的情形下，不断将应对敌人的经验内在化，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另外，敌人的概念也在发生转化。
行尸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敌人，而经历了一个概念封闭的过程。不论是第一集末尾关于行尸起因研究的疾控中心，还是庄园主、医生和基督徒赫谢尔对变成行尸的家人的不舍，抑或是“僭主”菲利普秘密进行的实验，都在表明：人类想要从知识上破解行尸产生之谜，毕竟他们曾是自己的同类。然而，随着实验的失败，人类放弃了这一努力，行尸变成绝对意义上的敌人，这种意义上的敌人只能被消灭，无法被转化。与此同时，敌人概念的绝对化使幸存者也发生了变化，不论是个体心态、情感、信仰还是作为组织的组织结构、行动原则和议事规则，都开始转化为某种“战时体制”，以应对不知穷期的危险。
当绝对敌人固定之后，相对意义上的敌人开始产生，即幸存者内部的敌人。这一层面上的敌我区分不在于视角上的差异，而在于是否延续了文明世界的遗产。尊重生命、民主决策、明确的战争规则等内容，构成了敌我区分的标准。这一标准是一种认同政治，凡是可以认同并遵循规则的“相对敌人”，可以被转化并为我所用，成为残存文明世界的后裔，在灰暗的末世寻找出路。
在绝对敌人产生，并成为短期无法克服之对象的同时，幸存者变成了大地上的难民，产生了某种难民政治。幸存者已经丧失了对文明世界的掌控，彼此隔离，相互征战。难民政治图景中的世界必然是奥德修斯的世界，幸存者是奥德修斯一样的流浪者，在大地上飘荡，经历重重苦难，寻找难以辨认的家园并试图恢复原貌。到目前为止，导演团队并没有对这一难民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因此需要我们为其“脑补”上某种结局，一种基于理论推演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跳出剧情，稍稍加入一些现实元素，这一难民政治的景象或许会更加饱满。以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为例，如果在20世纪以来欧洲整体衰落的背景观察，其实欧洲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明的难民”。秩序总是需要某种维持力，包括警察、军人、物资装备、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意识形态，等等。然而，欧洲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秩序的维持力，他们的力量不足以维持其文明构想，因此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几乎必然重新回到荷马的世界。一个城邦林立、以邻为壑的时代即将到来或正在到来。
那么，什么是难民政治的未来？新的出路必然来自新的政治构想，这一构想以敌人经验的内在化为前提。一方面，敌人的产生及其绝对化将重组人类政治世界，那些敏感并素有准备的人将首先感知这一趋势并做出反应，他们将以拯救者的姿态领导文明的难民；另一方面，难民政治自身也将重新分化组合，在绝对敌人的张力之下，文明的内部价值将重新排序，某种新的、有战斗力的普世主义将碾压、规制其他的政治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绝对敌人的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将像抗体一样进入文明肌体内部，成为未来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敌人的存在将是文明世界的隐秘构成，“敌即吾身”。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