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
1925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印发了一张“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其中有一栏提出的问题是：“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少中”会员毛泽东如是回答：“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而同为“少中”会员的卢作孚则是这样填写的：“1．彻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为’为教育中心；2．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绝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倒他一部分势力，但谋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3．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赢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革命与建设：“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
卢作孚出身贫寒，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也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凭依，却以59岁的一生，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取得了不朽业绩。究其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便选定了奋斗目标和道路，即团结全国人民，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准为标杆，用组织开展“生产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和“国防运动”的方式，“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以建设的力量做破坏的前锋”，用渐进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目的。
纵观卢作孚的一生，无论在实践操作层面还是思想理论层面，无论在经济建设领域还是精神文化领域，他都始终坚持以这个原则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从不偏离，从不放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把卢作孚的这一理念，概括为他的“建设观”。这个“建设观”要求，人们在对待困难和问题的时候，首先应持建设和改良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助长新生力量，以此来遏制和消解旧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力量的滋生和蔓延，而不要轻易动用“破坏一切”的手段。
为了实现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亲手绘制的蓝图，他竭尽全力训练建设的人才，示范建设的榜样，组织建设的队伍，身体力行地主持教育建设、实业建设、乡村建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和廉政建设，成就斐然，有目共睹。
卢作孚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热衷于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或党派纷争有明显的不同。他在一篇题为《这才是伟大的力量》的文章中指出：“有人认为社会的改变，是要先毁坏，后建设。如果国际允许中国，中国允许我们，就把现在毁坏，重新建设起来。但是事实上很困难，所以只好采用改良社会的方法。改良也许阻力很大，但要设法去消灭它。”他认为，“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卢作孚并不盲目地反对革命。他18岁就参加四川的保路同志会和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并亲身投入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卢作孚在著名作家李人主持的《川报》做记者和编辑。1919年8月李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后，卢作孚继任了该报的社长和总编。他俩共同努力将《川报》办成了传播“五四”精神的喉舌和阵地，使它成为“当时成都唯一一家不畏反动政府恫吓，敢替学生说话的报纸”。他与著名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不仅先后共过事，还是终身好友。在卢作孚的心目中，“革命与建设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他曾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却又遭致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例，对其三弟卢尔勤说：“以暴易暴，其结果祸国殃民，更有甚焉。”因此，“干革命就不宜单一地为革命而革命，必须要多方面努力创造条件，以资协作。所以还要做造福人民，使他们看得清、受得着、深信不疑的实际好事，首先转变社会的不良倾向，才能将伟大的革命事业贯彻到底。”
面对多次革命成果付诸东流的历史教训，卢作孚作了认真严肃的思考。1930年1月，他怀着切肤之痛，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人都以为革命问题是先破坏后建设；亦就把它截成两个时期：一个是破坏期，一个是建设期。在破坏期中只努力破坏，只训练人怎样去破坏。因为破坏有了若干回训练之后，这一段工程亦或许终于成功了，但绝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还有一段重要的工作是建设，到这时才开始，而且每每没有法开始——因为向来只在破坏，没有经过建设的训练，于是失败紧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错路，每不觉悟。” 他总结历史教训和自己的感悟说：“如果认为革命是一桩完整的事业，便不能把破坏与建设截成两段，必需且建设且破坏；而且必需以建设的力量做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才破坏到何处（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再进一步说：先要有好的建设，然后有快的破坏。河下有一只好的轮船，坏的木船便揽不着客货；乡下有一个好的学校，坏的私塾便招不起学生，这便是显然的例子。”卢作孚强调：“破坏的实力是建设，绝不是枪炮，亦不是军队。不要搪塞着说：预备枪炮，扩充军队，目的是为了破坏。就令目的为了破坏，手段亦当采自建设方面。建设应从心理起，从建设公共理想起。”
卢作孚是幸运的，四川的各路军阀，不仅没有因他敢于进谏而刁难和排斥他，反而都各尽所能助他一臂之力。1935年10月，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还延聘卢作孚担任省政府委员、省建设厅厅长，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调卢作孚到南京主持经济行政工作为止。在此期间，四川终于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军政统一。据史料介绍，刘湘关于四川“军队国家化，政治统一化”的办法，便是请卢作孚等人面呈蒋介石的。到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卢作孚又以《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为题，再次阐述了他对四川经济建设的信心、构想和期望。他认为：“四川的人民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农民社会。但是接受新的思想时，他们却远不是保守的。稻、麦、棉、甘蔗的新品种已以非凡的速度普及推广。蚕丝业也已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由纯粹手工业发展成为机械化工业。”而这些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以及农副产品的产业化与商品化，正是卢作孚在建设厅长任期内主持实施的。前些年，一位解放前夕进川的领导同志对我说：“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人民生活很富裕，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九泉之下的卢作孚如能听见他这番真诚的忆述，相信也会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
卢作孚主张先建设后破坏，并非将理想主义的大厦建立在流沙和垃圾之上。他深谙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对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严重羁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弊端在于：“中国人只有两重社会生活——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亲戚邻里朋友。”中国人“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亦可以牺牲了你自己。”从而造成“苟营家私，门阀攀比”、“麻木不仁，但求苟安”和“裙带关系，社会腐败”等问题，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处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地步。
在卢作孚看来，要铲除封建的根基，不是靠打倒一切、破坏一切和消灭人的肉体就能成功的。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要从对人的教化和改良做起，这比消灭人的肉体更为深广有效。故而他早在1916年即23岁的时候，就撰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后来又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等一系列重视教育的思想和主张。卢作孚在55岁时曾感慨地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他一直期望通过教育和创建新的“现代集团生活”来取代封建家族制度。“我们必须打破这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扩大为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集团生活，然后中国才有办法。”
为了建设员工理想的企业，农民理想的乡村，公众理想的社会，“把天国移到人间，亦可以把凡人渡到天上”，卢作孚殚精竭虑付出了毕生代价。无论是四川泸州的学校教育改革，还是四川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民众教育实验；无论是以长江巨擎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的实业建设，还是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现代乡村建设；他都“以建设的力量做破坏的前锋”，亲身垂范，形成摧枯拉朽的力量去改天换地。
1924年，卢作孚在当时掌握了四川军政大权的杨森大力支持下，到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这是他的第一个“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在他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下，一个具有全国一流设备、结构美观、内容丰富的民众通俗教育馆很快建成。各式各样的展览会、运动会、电影、戏剧、中西乐演奏等等轮番上场，让人眼界大开。这些文化、体育、艺术、卫生等活动均“寓教育于游乐”之中，把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的市民都吸引进来。卢作孚后来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们随时随地在活动，而我们的活动都在我们所负的使命上。不但专一于所负的使命，而且包围着所负的使命；不但有恒，且有不断的前进；不但有时间都活动，而且有活动都紧张；不但使人惊服于我们活动的成绩，尤其是我们活动有精神，因而有深刻的感应，将这静的社会变成动的社会。从我们的活动上，不但要看出一手一足之劳，尤其要看出一点一滴的思想以使人欣赏。”这就达到了他在成就一桩事业的同时，成就一批又一批现代化建设人才的目的。
此后，无论是在其第二个集团生活试验——创办民生公司，还是第三个集团生活试验——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中，卢作孚都用同样的方法，亲自带头示范，动员百姓参与，用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教育人、改造人，以逐步清除封建势力和旧思想残余。为了提高轮船的服务质量，他亲自上船当茶房；为了把北碚建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他身先士卒挖刨疏浚臭水沟，带领民众打扫卫生；为了引导民众“学知识、讲文明”，在平民俱乐部放映幻灯片时，他亲临现场、手握话筒担任解说；为了给农民扫盲，他亲自部署：“凡替不识字的人们解释一切事物，都指着文字替他们解释。为他们叹息不识字是大憾事……凡有一切参观的机会，无论动物园和博物馆，无论电影或戏剧，往往是让识字的先进去，或需要收费的让他们免费进去。多方面布置一种环境去包围那不识字的人们，促成他们识字。”
关于建设：“你不能抵御这新的世界”
卢作孚的建设观不仅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也有系统的理性思考，他所总结和提炼出的许多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的理论著述，至今还富有鲜活的时代气息；虽然数量不算太多，却因其拥有易于操作的实践性而独具特色。
卢作孚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系统阐述了企业建设、乡村建设、地方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目标、内容、方法及途径，内中有许多超前的创造和经验。比如在内河与远洋航运的开拓方面，在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创办和企业文化建设、乡村建设及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卢作孚的见解和论述都处于领先位置。1934年，他即指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卢作孚提到的这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与我们现在的四个现代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4年，卢作孚在赴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前夕，发表了《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一文。他指出；“在抗战结束以后，即当开始建设，抗战结束以前，自即日起，即当开始准备。”他认为，中国战后应进行三方面的建设：“政治方面，要求成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以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经济方面，要求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以实现民生主义；文化方面，要求教育普及，人民的文化水准提高，能使完全实现三民主义。”“这三个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他同时建议，国家对经济建设不应放任自流，而要采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实行宏观管理：“使一切经济事业——生产事业、交通事业、贸易事业、金融事业——在国家的整个秩序上发展，在国家预定的计划上发展，这是经济建设最进步的方法，经济建设而有预定计划，应叫做计划的经济建设，或简称计划经济。”
卢作孚建议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与新中国自50年代起实行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论中国战后建设》这篇文章中，他以前苏联为例作过深入分析：“苏联先没收了人民的私有财产，故只鼓励人民贡献其手脑，我们仍保持人民的私有财产，即不能不于鼓励人民贡献其手脑以外，并贡献其私有财产。苏联系一社会主义国家，私人所得一切物质上的分配，只能做消费用，不能再作生产用。中国还在私有财产制度下，财产应奖励作生产用。虽一般生活水准应提高，但富有者浪费应减少，应集中其财力在生产上。其如何支配，仍由人民自由选择，但全为国家整个计划所要求。”为此，他在建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国家在计划经济中应注意的问题：“国家不必划开政府投资与人民投资的领域，而应以政府的资金与人民的资金配合。政府应以整个计划的要求和管理机构的地位控制产业全部，控制产业全部的相互配合；不宜以投资地位控制一部分产业，负责产业本身的盈亏成败。……政府既已全力管理所计划的全部事业，不宜同时又直接投资经营一部分产业，因为这中间有矛盾的问题，如其希望直接投资的事业获有成绩，即不能同时希望所管理的同类事业与之竞争，获有更好的成绩。两种性质的事业，在业务上、在所得主管机关的帮助上，或难获得平等机会，徒使政府与人民立于竞争地位。即令一切平等，但国家究竟是最后权利者，亦容易使人民感觉恐惧忧虑，失却政府笼罩全体人民，管理机构笼罩全体被管理者的意义。……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卢作孚关于“公私合营”的构想，便是植根于这些理性思考之中的。这也许是他在有生之年建树“建设”理论的最后一次重要创新。1950年春天，卢作孚主动向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建议，得到党和政府首肯。当年8月10日，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与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先生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从民生公司的档案材料可知，卢作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在尽心尽力履行这份协议。但是，卢作孚所构想的公私合营和后来席卷全国的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一样的。他不赞成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消灭私有制——尽管他自己并没有私有财产，他所主张的是“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赢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见前述“少中调查表”），以尽量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的。在他看来，人民政府对一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应该是实现这个愿景的途径之一。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长江区航务管理局局长、公私合营民生公司汉口总公司公方代表的刘惠农先生回忆说：“最初，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度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自30年前发端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卢作孚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许多思考和创见，经过几十年风雨的鉴证，已成为上下的共识并付诸实践。
“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卢作孚一生都在混乱的时局和事务中，不断地建立秩序、遵行秩序、维护秩序、创新秩序。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一文中，卢作孚在把交通事业、经济事业、教育事业等作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时认为：秩序问题是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要这一个问题有法解决，其余一切问题才可以迎刃解决。……如果秩序建设不起来，任何事业也是建设不起来的。”
俗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无论何种建设，它所需要的参与者的知识才能和创新思维远比不顾一切的破坏来得多。卢作孚的“建设观”和他超人的胆识相结合，便使他的生命力得以发挥到极致。了解了他的建设观，便可以解读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为什么他总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灵活地周旋于不同政党、军阀、派别之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为什么他不愿当官却又当过不少的官，而且又都是在完成使命之后又辞官等等。卢作孚先生一生都不贪恋官位。即使为了地方或民族的大义不得不做官，他也不是靠简单的发号施令或惩戒手段行事，而是本着建设的宗旨，运用自己的智慧，为百姓造福，为民族救亡。比如1927年他接受军政各方推举，担任了嘉陵江三峡峡防局局长。原本只要消灭匪患，搞好治安就算积了大德，他却以“化匪为民，寓兵于工、建设三峡”为宗旨，要把这个匪患频仍、民不聊生的地方，“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最终成为一个“现代乡镇的模型”。1929年，为了整顿和壮大川江民营航业，卢作孚出任刘湘政府的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他凝聚民众的爱国热情，未动一枪一炮，却打掉了洋轮洋人歧视欺侮中国人的骄横威风，还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抗战爆发，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了交通部常务次长。从未当过兵的他，于1938年底组织指挥了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2001年8月19日的上海《文汇报》在介绍卢作孚这一历史功绩时指出：“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卢作孚在改良和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同时，也改良和建设着自身的品性情操、道德风范，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著名学者姜铎曾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为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现代化中国而奋斗一生的卢作孚，虽然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的，却将他坚实的脚印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史册上，同为乡村建设楷模的晏阳初先生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也曾赞道：“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正如黄炎培先生在卢作孚去世后写的悼词中所预言的——“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作者为卢作孚先生的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