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大成
我不是佛教徒，却也喜欢读读佛经，看看高僧传，揣摩揣摩坛经故事，如何一花开五叶之类，也和学佛的高人们经常过往。经是好文字，道理也高深服人。唯俺根器太劣，对其因果与宇宙论，下学无法上达，有点不信，有点怀疑，故读虽读，也练功持咒，但不能彻底，不能皈依。
但我对于“缘分”，是信的。至少，和文学所诸位老师的相遇，真的是缘分。剪不断，理还乱，永远，永远的缘分。和栾勋老师，更是一种缘分。
前三年曾听建平兄叹气，某个他下大气力引进的人才，在美读博的优秀女生，来所几年突然要调走，事前完全没有任何招呼。那天该生手里拿着一张表走到他面前，语气不容商量，毫无回旋余地，说请签字。签完字转身要走，一脸决绝，他问了声，某某某，能不能走前稍微坐下谈两句话？某生不好意思了，回来坐下，虚应故事，五分钟不到，就说，那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一去再也不回头。我懂，对年轻人来说，这里待遇低，机会少，清水衙门不说，关键是文学所当年的辉煌风光早已不再，和高校比已不具任何优势。这里顶多只是个临时落脚处罢了。我则异于是。自1987年留所26年了，虽然一向身处边缘，却也乐得自由自在，单位里任何主流的事都与俺无关，但对于文学所这个单位，种种人事往还，友情，师生情，刻骨铭心般地在意。
80年代思想氛围之一瞥
我们84届研究生，有那么一点儿说不清楚的“特殊”，与他们83届老大哥相比（他们这辈出局级领导，我们这辈出江湖散仙），根本没有他们的中规中矩。我们是“玩闹”的一代人。行为上似乎就像如今的“80后”一样轻佻，别看只隔一届，却似有代沟。我们是自我独立的一代，狂放不羁的一代，是新时期不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是继续革命批判传统文化并盲目推动且直接参与了引进西风二度的一代。
看我们高头讲章，看我们口吐莲花、白沫四溅，看我们出尽风头危言耸听，看我们无知可笑却随时指点江山。语言在说我们呀。自以为突显的个性其实不过是上一轮反传统的更为粗暴的复制，只不过比前贤的错误主张多了些无知可笑的轻慢。于是我们在80年代的高歌猛进中，过早地弄潮，在古汉语说不好的条件下强说着更不通的外语，在历史的必要需求中，制造了无数相当个人性的文化事件。别说，这个大趋势和话语强势，真的唬人，借助其势，再加上历史的真实需求，种种我们的滑稽可笑的随心所欲的经不起推敲的狗屁文字，都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命题被传播与讨论。那种虚骄肤浅狂躁，惹得老先生不断地叹气：切莫把耸人听闻当成振聋发聩呦！还是钱钟书先生话说得透，在新十期十年的学术会上，他专门给所长刘再复的信中说，请转告年轻学人注意，不实之名，犹如不义之财！
栾勋先生术业专攻中国古代文论，用他常说的话，叫出入经史。但恰逢此世道，他也不能免俗，也抵抗不住。他也和我的所有前辈老师们一样，在学术会议上或者私下讨论中，常常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我们的胡说八道，以为我们口中的“语言在说我”是真正的西方宝典。出于一种前辈对后辈的本能的照顾和爱护，由着我们信口开河，并在所谓新的一定就是未来就是好的之天真信念下，很少当面出来校正我们的错误。与之接语，会听到出自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期待，和虔诚认真批判自己承担历史责任，却因满怀希望而非批判地看待我们年轻一辈所以才有的口吻：我们这代人如何如何不行了，而且完全不懂西学，你们外语好，懂得新东西，就看你们的了！在上他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时候，他经常讲着讲着先秦文论，话锋一转，就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新潮理论的讨论，他愿意听我们讲一讲。其实当时我们也并不真正了解多少，也是二道贩子，说得无非是转手货，往往还是水货。但栾老师仍表现出极大的求知欲，极其认真地听我们讲。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关注20世纪新批评派以后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许可以说，这背后隐藏了某种危机感吧？
坦率地说，整个80年代文学界的学术，我们和师长们一起主宰了潮头，甚至似乎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其实无非是吐了几个卷舌音，说了些欧美原创听不懂我们自己也不懂的“R AND B ”。真诚的老先生们就以为我们是从小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以为我们得了洋人的真传。其实不然。看着年轻人一个一个冒出来，谠言高论语惊四座，老师辈们显得很谦虚，我们却在老师们面前表现猖狂。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某个文学“黑马”出来批评李泽厚先生，一时风头甚健，很博人眼球。栾老师曾私下问我的看法。我说了对此公的印象，他表面上说的似乎是尼采，其实是以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意识形态，驴唇不对马嘴地批判李泽厚的思想，还以为是在批判黑格尔主义。包括他思想与行文的混乱，我再不济，他玩的这套路数和毛病也能看得出来。栾老师的反应，仍是出于对晚辈的爱护，像鲁迅早期出于进化论观点对年轻人的看法，凡年轻的、后来的、晚出的就一定是新的、好的，充满善意地对其错误做了一些解释。这意味着，在我们80年代学术生长期中，栾老师他们这代人，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他们身上也仍残留着旧的精神镣铐，他们也是第一次面临着如何面对晚辈、学生咄咄逼人的场面，他们当时还没有从容应对的自信和经验。这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50年代发展中断再经“文革”浩劫被摧毁扭曲的一种精神思想知识系统，面临新的形势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变形、成熟的问题。有些做西方研究专业的师长转身很快，似乎如鱼得水。但做传统文化历史研究的人，这个转弯可就不那么简单容易了。在趋新蹈虚的风气下，他们扎实笃学的脚步让他们远远落在了风头人物的后面。
为人谋忠，为己谋拙：不会生活的老先生
栾老师的生活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任何新变化。他特殊的家庭情况让他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年，我们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我们坐在火车上一直聊天，到了饭点儿，我们几个年轻人，邀请栾老师一起去餐车吃晚饭。真是造孽呀。80年代中期，我估计当时他的工资收入，也就是百余元吧。可我是当过七年工人，“文革”后第二批涨工资，带着三级工的工薪读的大学，而且没有子女，没有负担，一向“豪放”惯了。而且也不知道栾老师的家庭负担，就点了四个菜，加啤酒。点菜前，面对我们这几个学生，栾老师说，今天我请客。语气很硬，不容质疑。我也完全不了解他的情况，按照常理想当然地以为应该没事。印象中，这顿饭大概花了三十六七块吧。只见栾老师面无表情地付了费。事后我才知道，这大概是他身上带的全部的钱款。
栾先生的家境后来是越来越窘迫。他自奉甚俭，可仍然堵不住家中那个巨大的窟窿。他借遍了，乃至于在一定范围影响了信誉。现在，今天，我也早就做了父亲，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对他的身世处境有更深的理解，给予更多的帮助？在我的师友中，关心他帮助他的人非常多，人人皆伸手。可是，仍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行文至此，我得对我的老兄许明，真诚说句谢谢。他这20多年，真正做到了对栾先生的尊敬和帮助，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包括他调离单位去了上海，每次返京时，也仍不忘记去看望栾老师，并没有一次是空着手去的。
就是这样的不幸，就是这样的憋屈生活，栾老师仍然有他自己的天地，有他的坚韧。回想起来，9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把我和陈燕谷召集前来，一起商量，认为到时候了，必须有一个对传统经典的再认识，而这一点需要从学术上细致地梳理。因此，他想做一本书，再论先秦文化，不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新材料，就是从现有文本出发，凭借你们熟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论，重新阐述中国传统的精神命脉。我还记得当时的反应，一是感觉有点突然，二是我们缺少学术准备。我和陈燕谷商量了一下，回复说，这个项目工程太大，需要大动干戈，不是三五年能完成。或者我们暂且先放一放，等到合适的机缘再说？这一放，就是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来，也许当初真的应该答应栾先生，一起把这本书做出来，哪怕是开个头，拉个大纲，深入地听一听他的想法也好！
前清人仍继承着传统，知道给老师，教席，乡老，家长，前辈，尊长，每年就是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碳敬，或者节敬。我虽不知礼，但最后十几年，遵守了这个规矩，至少，每年的腊月或者节日中，必去栾老师府上看望一次。每次去，坐聊有长有短，但几句话，就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声音。栾老师心里有我，一直挂怀，所以见着我以后，说的话，从学术到人生，大到天下，小到职称和个人生活，都是一一点到，看着他日渐苍老的面孔，听着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话，心中只有感动。他这个人，是为人谋忠，为己谋拙呀。
栾老师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碰见了陶文鹏老师，他非常感慨地讲了栾老师的一件小事，我听了相当震惊。那是80年代初，他和栾老师出差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大巴扎（市场），他们正从那里穿行，忽然身后传来追逐喊打的声音，只见一群人手舞棍棒、刀具，在追一个年轻人，大约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双方动了手。此时周围的路人纷纷避让，躲闪，更无人敢出头。当年轻人从栾老师身边跑过去后，他突然横跨几步，站在马路当中，拦住了那几个持械狂追的人。他手里拿着自己的社科院的工作证，大声地用一口淮阴腔普通话劝阻这几个手持棍棒刀具的追赶者，非常真诚急切地说：我是北京来的，我不认识那个人，但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如果这样下去，要出人命，可千万使不得！栾老师身材矮小，清瞿瘦硬，平日文质彬彬，如果不是陶文鹏老师亲口对我说，我是想象不到他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出头来制止这种街头暴力冲突的。别看我习拳练武快40年，说实话，如果我遇见了这种事情，敢不敢出面干预还真不好说。但栾老师当时并无丝毫犹豫，挺身而出，硬是果断地拦住了这伙追兵。可能他的正气、勇敢、真诚起了作用，那伙人就真的没有再追下去，终于使一场危险的惨祸消于无形。
80年代有一回在苏州开会，晚宴后，我们都喝了点酒，就问主办方，晚上有没有安排舞会？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当时的舞会，是真正的交际舞会，非常“素”，绝对没有邪的歪的。主办方果然已经准备了。于是，我们三三两两来到舞厅。要是按今天的眼光看，整个舞厅的布局和设置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可在当时，音乐一响，仍然弥漫着一种飘渺迷离的气氛。我们其实也不会跳舞，无非就是年轻胆大，敢搭着女生的肩走路，拍子是全谈不上的。中间一次休息时，我回到墙边座位，正好挨着栾老师。他不跳舞，只自己坐在角落里欣赏，眼前的桌上放着两瓶打开了的汽水，两眼炯炯，喃喃地说，（淮阴腔）青春啊，人生啊！我能体会出在这灯红酒绿，乐音袅袅中，有一种深深的中年人的感叹。在回京的火车上，我在车站买了只烧鸡，一瓶白酒，几个师长同学围坐着，一起喝酒，啃鸡，谈人生，谈学术。一讲到学术，他就变了一个人，一一考问，你有什么根底，读过什么书，对某某问题如何评价？我还记得，当时是外文所的一位老先生问何西来老师，到底六十年代，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等等，他们争论什么？何西来老师娓娓道来，谁谁谁什么观点，主张什么，论点何在，有谁质疑，真正精彩！于是话题又聊到了何其芳，杜书瀛老师就详细解释了何其芳的共名说，内容何在，理据是什么。酒快喝完之时，栾老师突然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不了解传统经典文化，就不可能建立新的现代文化。反传统的意思是重新开始，绝对不是要抛弃传统。说实话，在当时，我听了这话，根本不以为然。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理解这话的意思。真乃颠扑不破的真理！回身四顾看看我自己的子侄辈，学生辈，“70后”、“80后”们，常常表现出无知无礼，包括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不清楚就敢对传统文化与历史大胆开口，从简单的道德判断出发轻下断言，既不能进入复杂的历史过程与细节，也无法理解前人的复杂心境，此时此刻，也只余一丝无奈微笑，这是语言在说他们，不是他们说语言。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被谁说。其实，夫子所谓四十不惑，不就是不被流俗卷着走，开始了我说语言吗？可惜啊，俺已奔六之人，才刚刚开始尝试我说语言。呵呵，此乃人生必经，历史必然，叹无可叹，唯希望后来学人，能醒悟得稍早一点儿。比我们少走一点弯路，少一点无知的主观固执，就能多一分对自己对人生对历史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最后的叮嘱：“执两用中乃常道”
栾老师精于思考，亦擅著文。他写的文章，不论长短，也不论发在什么地方，比如，发在他的家乡淮阴师专的院报上，都会被反复转载，被人大复印资料刊发。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很少能够把当初的势头持续下去。但他的思考从未停止，只要你和他聊天，就会感受到他的执着，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始终在追问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那个究竟。但他的确不是那种追着赶着发表著作的人。淡于名利，内心沉稳，他只是慢慢思考，慢慢整理，一篇一篇地发表。特别是他以副高职称退休以后，开始每年发表一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像说庄子“环中”，论契矩之道，论神思，等等，虽文章不长，但很有内容，相当深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发现。从他晚年的这一批文章中，也能看出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有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想法了。所以，在他最后一次因病入院，我和高建平去看他时，他好像是在交待后事，又像是吐露心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现在必须把“矛盾论”改过来，用“两端论”来代替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需要坚持的不是矛盾论，是两端论，执两用中才是常道呀。这个，要做一篇大文章！我知道，他这已不是在说古代美学思想了，他是结合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思考，站在历史的高度，为中国文化当下的症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和建平当场答应，等过了年，开了春，天暖和了，带几个学生过去，专门听他讲，并录下来，好好整理，形成正式文字后再深入讨论。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栾老师竟然没能挺过去，那次探病竟然是永别。
这里我略有一丝迟疑之感。
以栾老师一生的追求，以他的眼光，才性，以他的学识，在今天时下的潮流风评中，他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他此生成功吗？他完成了自己吗？他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感到满意吗？或者说，师辈们一生的努力成就，能够为我们留下什么？能够对前人后人有所交待吗？他们该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看着网络上、微博上年轻子辈对我们“50后”的指责、批评、谩骂，颇有文革再来之感，无非是无限上纲，胡批乱斗，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似乎我们是可怜的什么也没做的愚昧无知上当的一代。面对这样的喧嚣，栾先生他们这代人会当如何呢？某种意义上，当年我们不也是这么看待师辈尊长的吗？
一个人所遭逢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无法选择，不由你个人说了算。你是被抛入漫漫人生的。因此，师长前辈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之变迁、动荡，经历的“文革”浩劫，思想专制，精神压抑，对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破坏，知识信息贫乏闭塞，也属历代仅见，虽然，仍能从中坚持正见并挣脱而出者，殊为不易。同时，80年代改革开放西风二度时，清末民初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场景，似乎又在重现。在道德、文化价值方面，坚持古典传统的立场，我想，有些人还是能够做到的。能够同时再坚持一种学术上的贯通，和当下对话，和西学对勘，并落实到具体的身体力行中来，几十年如一日地持守，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法华转，转法华，栾勋老师，您做到了吗？要是从世俗眼光来看，他著作不多，名气不大，似乎不算一个“成功”的学者。个人家庭生活情况亦如前述，也不会让他感到安逸，更不会开心。国事家事，匆匆一生，略显落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但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仍不忘把几十年的心得与信念，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来探视的后学晚辈，只那一句以两端论取代矛盾论，执两用中是常道，透露出的消息，说明他的人生境界思想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在这个意义上，不也是求仁得仁，完成了使命了吗？夫子晚年子丧徒死，心境悲凉，感叹久不复梦见周公矣。然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眼看清百世，言语道断，欲仁斯仁，在他身后而起的儒学，不就像是已听到了暴风雨前的滚滚惊雷了吗？
此时此刻，栾老师，我想对你说几句话。我知道你对我，对我们“年轻人”（如今已奔六，不再年轻了）有期许。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届近耳顺之年，也在我58年的动荡，摇摆，浮沉，徘徊，曲折中，近些年来真正坚定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孔子思想及以他命名的先秦儒家学说，包括道学，不再是外在于我的“客观”研究对象，而是活泼泼的，能够上身的，必须践履的，坚定笃行的精神信仰，思想指针。在您这代人和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中，中国文化屡受重创，惨遭浩劫，在一轮又一轮的逆风苦雨中，摇摇晃晃，步履蹒跚。但中国文化的精神，并未断绝。它通过你们，通过我们，活在我们的身上，而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新的历史语境，危机与挑战，更是激发了它的伟大创造力。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感到充满了自信。德不孤，必有邻。不必向外寻找圣贤哲人，不必抱怨什么当代中国没有传统文化大师，我们自己就要做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有恒者。念兹在兹，守中用中。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慎思而笃行，一以贯之。我想，即便起夫子于地下，看到今日的社会历史情境，哪怕圣人复现于此，也无能出其右者，也只有发扬直道而行的躬行精神吧？那伟大的仁学思想与中道观，必将融会于人类普世通行之道而放射光芒。对于这一点，正像三千年前夫子曾无比自信地说，其虽百世可知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